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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场域视角下现代文学电影改编意义生成 　　现代文学的电影改编作为一种意义生产与再生产的文化场域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样态风貌。现代文学为电影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学滋养，丰富了从思维观念到艺术形态等多层面的文化资源；同时，现代文学也借助电影改编完成了一个通俗化的传播过程，促成了现代文学接受的下移，使启蒙性突出的现代文学作品从精英的殿堂进入大众的审美视野。在不同时代话语场域中电影改编成为现代文学意义生产与价值建构的重要形式。 　　一、政治/革命话语场域中的现代文学影视改编 　　现代文学作品改编是十七年电影创作中的最具有代表性的部分，涌现出《我这一辈子》、《祝福》、《林家铺子》等多部经典电影改编作品，提供了名著改编的经典范本。此时期现代文学改编作品主要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以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老舍的《我这一辈子》为代表的具有启蒙性质的现代文学名著；一部分是以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袁静与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尽管此时期现代文学电影改编整体质量较高，但“十七年”时期政治/革命话语场域中改编实践高度重视与意识形态的“对话”，新生政权需要电影这个最先进的大众媒介进行政治宣传，现代文学电影改编的意义生成与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政治诉求高度契合，电影创作者的自主表达和艺术个性或多或少被压制，呈现出相对单纯的改编叙事风貌。 　　此时期是夏衍电影剧作理论形成的重要时期。现代文学的视觉化转换遵循“忠实于原著”的原则和理念，电影创作者努力探索和把握电影视听媒介特性和艺术创作规律的同时，政治/革命话语仍在此阶段现代文学改编中得到有力体现。编导努力以严谨的创作态度再现电影《林家铺子》原著的主旨，通过对林家铺子的命运的变迁和林老板的悲剧形象的塑造力图映射动乱时代社会风雨飘摇的现实，改编影片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民族电影美学风格，成为入选1986年香港“世界经典影片展”的惟一一部中国电影作品。但编导既力图以视听方式保持原著精髓与风格，又力图与时代政治/革命话语紧密融通，将林老板女儿秀明改动处理成为爱国进步青年形象，由此可以窥见特定意识形态语境对改编的深刻影响。 　　鲁迅作品《祝福》的改编更能看出在“忠实于原著”改编观下，政治/革命话语对改编文本的深刻渗透。编导在尽力再现原著文学价值与精神实质的同时，具体改编处理却进行了值得深思的历史“重述”。首先表现在改编文本以全知视角代替了原著中“我”的在场，以旁白的形式将影片的主旨指向当代，结尾的议论性旁白更是凸显了强烈的政治色彩。其次，电影在社会批判主题下，削弱了原著对下层人民愚昧的强调与表现，采取标准的戏剧化叙事策略强化阶级对立和阶级压迫的情节安排。此外，更为突出的是改编文本在保持主人公祥林嫂原有的被侮辱和损害的人物形象塑造的同时，对祥林嫂人物性格中反抗意识予以突出，“砍门槛”高潮情节的全新创造成为政治/革命话语场域在影片中的鲜明表征。 　　二、启蒙/精英话语场域中的现代文学电影改编 　　改革开放后，文艺界在历史性觉醒中迎来了新的繁荣，“80年代最根本的文化意义是重新确立个体生命的价值，重新建构个体经验语言，重新谱写个人的声音。”[1]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语境中，挣脱政治/革命话语单一维度，文学艺术从束缚中挣脱出来，而且此时期电影创作还尚未为票房所累，在启蒙/精英话语场域中形成了现代文学电影改编的热潮与高峰。这一时期现代文学影视改编作品的题材和范围都更加丰富多样，取材除现代文学大家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曹禺等作家代表性作品的影视“还原经典”仍是热点，一些主流作家的非代表性作品，如老舍的《鼓书艺人》也进入改编视野；此外，非主流作家沈从文、许地山、李?氯说认执?作家作品也为影视改编者所重视，经由电影媒介转换发挥着人文精神烛照和独特审美传承作用。此时期现代文学电影改编作品在艺术风格和叙事主题等方面都出现了多样化的创新和变革，其中既有忠实于原著精神实质和风貌的改编实践，也有大胆创新和突破的艺术样态，启蒙/精英话语的主导性性介入成为改编共性，经由电影改编拓展了文学经典的传播广度，开阔了文学经典的意蕴阐释空间。 　　在较为宽松的创作环境下，启蒙/精英话语场域的力量凸显，电影改编者重视挖掘体现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和思想意蕴，重视对文化传统、民族心理及人性的深度剖析。虽然此时期电影改编理论的主流观念仍是强调忠实于原作，但在此基础上的创造性发挥却更加被重视，导演凌子风改编的《骆驼祥子》就是其中经典范例，改编影片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深入人心，得到观众广泛认可。“我要忠实于原作，但是原作的精神是要通过我个人的理解和风格来体现的”，[2]改编影片在忠实于原著精神的同时，进行了具有时代特点和导演风格的成功创新，显示出创作者面对文学文本影视媒介转换时的艺术勇气和功力。改编处理上最大改动和创新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