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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大破与大立 　　2012年7月14日至9月9日期间，台北市立美术馆与法国北加莱当代艺术基金会合作呈现“大破设计?对象的现代生活”展（DESTROY DESIGN - Modern Living： Collection du FRAC Nord-Pas de Calais）。在策展人海蒂?提尔林克（Hilde Teerlinck）的规划下，以该基金会藏品为范畴挑选出66件作品，并依据作品特色归类于十个子题：决裂（Destroy）、直击（Interiors）、贫穷艺术（Arte Povera）、天工开木（Wooden Sculpture）、意式工艺（Italian Techno）、老套（Classics）、可大可小（Flexible/Modules）、东西（Objects）、楚格设计（Droog Design），以及看透（Glass）。透过忠实罗列各作品特色的方式，呈现出了设计与艺术之间纷然多元的处境。 　　自杜尚的现成品（readymades）破门踏入艺术殿堂以来，所谓“设计与艺术的跨界”这样的说法越见寻常。然而，设计品与艺术作品之间究竟在什么意义上相互逼近、甚或打破疆界，似乎并未随之明朗。在穿越于一间间展场之后，我们也企图重新思索设计与艺术两者如何互破互立，又如何映射、引领我们这个时代。 　　破除功能性，设计成为符号意义新载体 　　既然以“大破”为题，“大破”在此展中如何展现其破坏性，也就格外令人好奇。在第一展区“决裂”中，首先以荷兰艺术家芭芭拉?维瑟（Barbara Visser）的摄影作品《无题》（Detitled）开场。她拍摄了一系列包括埃姆斯夫妇（Charles Ray Eames）、阿尔瓦?阿尔托（Alvar Aalto）、乔?科伦坡（Joe Colombo）设计的座椅。然而，在她所拍摄的影像里，这些经典家具几乎都是因为破损变形、不堪使用而被弃置街头。对于这些失去功能的设计品，展览简述如此写道：“一件家具一旦不堪再用，就可以将其视为一件雕塑。”从这段说明文字中我们发现，具备“功能性”与否，在设计与艺术之间拉开了一道界线。 　　从功用性来说，为了在生活中时时与人密切互动，物件最好是越不被感觉到存在越好，它最好符合人因工程学，能够考虑到人类心理及生理状态，以提供高效、安全及舒适性。就如同日本知名设计师深泽直人所提出的“雨伞沟槽”――在大门墙边凿出一道浅沟的设计，人们需要放伞时即会自然地将伞尖置于浅沟中，相较于传统伞桶，既不用费力抽取，又能稳置且具排水功能。其关键就是不被使用者突兀地意识到但却功能齐备。 　　这一类功能导向的无感设计，在本次展览的分项“天工开木”之中可以发现不少例子：康斯坦丁?葛希克（Konstantin Gric）线条极简且具清楚功用的《学者凳》（Siège Scolaro）、马克?纽森的轻巧而具舒适弹性的《曲线椅》（Wooden Chair）。在“老套”分项中，维诺?潘顿设计的一体成形同时也不减流线舒适感的《潘顿椅》（Chaise Panton），也可以发现类似的实用意味。 　　为了成就功能的设计品，往往力求直观与无感，消去任何远离实用或干涉心智的元素。设计在此的状态不再是我们惯用的“design”这一单词，而应该被拆解为“de-sign”，代表消去让人有感的一切意义与符号的状态。这场名为“Destroy Design”（大破设计）的展览，以此角度思考，则恰好成为“Destroy De-sign”――原来不带意义的对象状态被破除，负负得正之后，设计品脱离实际功用，反而成为在当代中最具符号意义与想象空间的载体。 　　杜尚之后，“现成品”如何再创新？ 　　关于将工业设计产品解消掉功能性而放置到艺术场域的手法，最早见于艺术史中众所皆知的“现成品”开山始祖杜尚的小便池（《喷泉》）。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1917年，杜尚此举对彼时的当代宣示了“现成物即可是艺术”的划时代意义。不过，达达主义其反对一切既有逻辑的叛逆性格，主张无符号意义的状态，这更多地其实是破除所有先前的艺术概念，而非施加符号或象征于对象之上。也因此，杜尚并不认为艺术家应就作品多加诠释，或赋予任何个人情绪。 　　在后续的艺术发展中，现成品虽然仍持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1950年代以安迪?沃霍尔为首的波普艺术，1980年代达敏?赫斯特的鲨鱼、崔西?艾敏的床铺等代表作品中，现成物已然被逐渐加上艺术家反映社会现况或述说个人情感的诠释，即从无意义的代表，变身为充满符号想象的艺术创作媒材。 　　当设计对象被挪用为艺术表现素材时，通常藉由破坏或改变原有功能、邀请观者参与互动、重制色彩或图纹、改变制成原料等手法，企图从此延伸出所欲表达的艺术概念。在本次展览中被归类为“决裂”，由安杰拉?德拉克鲁兹（Angela de la Cruz）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