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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惯习观照下翻译研究 　　摘 要： 译者在个人和职业发展的客观环境中逐渐养成特有的译者惯习，对其翻译活动产生影响。对美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白睿文的译者惯习及他所翻译的《长恨歌》的分析表明，译者惯习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翻译过程和结果，译者看似自主的翻译活动实际上是客观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间接影响下的行为。 　　关键词： 翻译 译者 惯习 　　1.引言 　　近几十年来，西方的翻译理论研究从纯语言对比发展到翻译文本比较，从纯翻译研究到跨学科研究，在这个过程中，译者在翻译中的角色越来越受到关注。作为翻译活动的执行者，译者似乎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但实际上，译者并非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文本进行操纵和改写，他们的翻译活动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本文运用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惯习”概念，以美国著名汉学家和翻译家白睿文（Michael Berry）翻译的中国当代作家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为例，研究译者惯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 　　2.文献综述 　　布迪厄认为，行动者在生存和成长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将历史经验和社会惯例内化为自身的思维和行动，形成一套持续的、可转换的性情倾向系统，即惯习（habitus）。惯习是被历史和社会环境建构的结构，反映行动者习得这种惯习的社会条件；惯习也是具有建构能力的结构，以无意识的方式指导行动者的行为[1]。 　　上世纪九十年代，西方?W者开始将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引入翻译研究，从宏观层面研究翻译过程涉及的各种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丹尼尔?斯密奥尼（Daniel Simeoni） 认为有两类惯习：社会惯习和职业惯习，译者在职业发展中逐渐将社会惯习完善为职业惯习[2]。西奥?赫曼斯 （Theo Hermans）认为惯习概念有助于研究译者的翻译行为[3]。让?马克?古安维克 （Jean-Marc Gouanvic） 通过对二战后法国三位译者惯习的研究，总结出惯习是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重要因素[4]。近十年来，国内学者逐渐应用惯习概念对中外文学翻译活动中的译本或翻译家进行研究，取得了不菲的成果。 　　3.白睿文的译者惯习 　　2000年荣获“茅盾文学奖”的《长恨歌》由美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白睿文（另一位汉学家陈毓贤参与翻译了第二章）译为英文，2009年获美国翻译界最高荣誉――第六届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洛伊斯?罗斯翻译奖”。这部小说英译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白睿文出色的翻译，尤其是他的译者惯习使他在翻译中做出了合理的选择。 　　3.1白睿文译者惯习的形成 　　白睿文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博士，现就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的译者惯习的形成与他的教育和翻译经历密不可分。目睹哥哥在日本学习三年后发生了极大改变，白睿文也决心出国学习。他在大学阅读了大量世界文学经典，更意识到必须走出去领略不同的文化。1993年，白睿文来到南京大学，经过一年学习，掌握了汉语，了解了中国文化。1995年，他又去台湾学习了汉语文言文经典、中国哲学和文学，从此将中国文化和文学作为终身研究方向。 　　白睿文踏入翻译领域很偶然。1996年，白睿文受邀将一篇北大教授的论文译为英文，从此迷上了翻译。1997年，大学毕业的白睿文翻译了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体会到了翻译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乐趣。1998年，他又翻译了台湾作家张大春的《我妹妹》和《野孩子》，登上了《纽约时报》和英国《经济学人》的书评版。2004年，他翻译的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出版后大受欢迎[5]。这几部译作完成后，白睿文不仅跻身于美国著名中英文学翻译家之列，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惯习。 　　3.2白睿文译者惯习的特征 　　白睿文的译者惯习体现在他对翻译文本、翻译策略及出版公司的选择。白睿文喜爱文学阅读，只翻译自己喜欢的作品。有不少出版公司开出可观的稿酬约稿，但因为他不喜欢那些作品，都没有谈成。 　　谈到翻译策略，白睿文形容翻译就像是在忠实于原著和照顾目标读者的阅读感受之间走钢丝。他尽可能忠实于原著，最大限度地传递原著的内容和文化信息，但同时由于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接受度不高，他必须考虑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做一些妥协，使英文读者获得与原著读者尽可能相同的阅读体验[6]。 　　由于大学教授和汉学家的背景，白睿文几乎不与商业出版公司合作。《活着》由兰登书屋出版，但编辑对译作改动很大。因此，白睿文的其他几部译著都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白睿文认为，商业出版公司更多考虑读者和市场，会较多地干扰译者的翻译，大学出版社相对尊重原作，对译作的改动较少。 　　可以看出，缘于对文学和中国文化的喜爱，白睿文想尽最大努力保留中文原著的文学风格和文化特色，但他不得不照顾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汉学家的背景使他更关注译作的品质而不是市场。这种惯习是在他的个人经历、学术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