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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育科学化进程中表征研究 　　一部中国百年语文教育史，从特定角度看，就是语文教育科学化进程的探索史。自鸦片战争以来，承受了巨大耻辱的中国人，在寻求自强图存的路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自上而下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这种基于实用主义的认识必然反映到教育领域，从而促使中国传统教育从以“四书五经”为主要内容和以培养朝廷官员为主要目的，逐渐向以西方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和以培养社会各种实用人才为主要目的维度转变。当清政府废除了在中国延续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后，这种转变进程更加迅速。伴随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各种思潮、理论蜂拥而至，西方培根以后的逻辑理论、科学方法及实验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引起了哲学、史学及文学诸多领域科研方法的变革。几乎同时，教育界也对此作出回应。到新文化运动前后，一批留学生，尤其是比较系统接受过近代西方教育科学训练的欧美留学生献身于教育界，在引进西方近代教育科学理论的同时，致力于语文教育问题的实验和改革，从而在上世纪20年代前后，掀起了一次语文教育科学化的浪潮。20世纪20年代前后是中国语文教育的转型时期，从教学内容的变革、语体的转变，到新的教学方法的引进与实验，语文教育逐渐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轨道迈进。 　　此后数十年间，语文教育科学化的进程就几乎没有停止过。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语文教师的读与写结合的实验，特色鲜明，那就是语文教育科学化的大趋势。纵观中国语文教育科学化的百年探索进程，中国的语文课堂凸显如下的表征。 　　 　　一、理智性：价值趋向从人文教化到母语教育 　　 　　我国古代语文教育与读经读史融为一体，是一种综合性教育，以儒家经典为学习典范，集伦理、文化知识于一体，人文教化占据更大分量。1903年颁布的《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和《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在小学中设置了“读经”，初等小学设置“中国文字”，高等小学设置“中国文学”，语文课程由此与读经读史分道，从综合学科中独立出来，尽管此时尚未以“语文”命名。“中国文字”的课程价值趋向自不待言，“中国文学”的初衷也重在学习母语，同年颁布的《学务纲要》指出：“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官私实用。”从此，本课程就独担起对学生进行母语教育之任。独立设科百年间，尤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科学精神、科学内容、科学方法对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人们更以工具价值观看待语文课程。1950年，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语文课程暂行标准(草案)》开始使用“语文”名称。叶圣陶先生指出：“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但是，积习难改，千百年的课程价值取向影响根深蒂固，习以为常的做法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新的课程价值取向并未转变为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就阅读教学而言，“往往只注重思想的获得，而忽略语汇的扩展、字句的修饰、篇章的组织、声调的变化等”目，以母语教育为价值取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体现。“加上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和国民党的反革命政权同时并存，语文的内容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被强化。国统区在语文教学中极力进行反民主教育和奴化教育，解放区的课本，编进大量宣传抗日和反映生产的内容。上述做法，给建国初期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教学带来了政治化的影响。”针对语文教育的目的、任务模糊成为普遍现象，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研究语文在中小学课程中的性质和地位。1959年6月，以《文汇报》牵头，开展了“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1963年5月，《全日制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颁布，指出语文学科的性质：“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他们具有初步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遗憾的是，这部大纲尚未得到全面实施，“文革”开始了，语文教学被过多地赋予政治思想教育功能，成为政治课。“文革”之后，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努力突出、落实语文课程核心或主体价值；但是，或者由于不少教师对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认识不清，或者由于思维定势的作用，语文教学尤其是阅读教学依然偏重理解文章的思想感情，进行思想教化和情感熏陶，而轻视母语的学习，使语文教育核心或主体价值打了折或落了空。在具备此种思想的教师的课堂上，人文教化是主要的、外显的，母语学习退居次要，是潜移默化的、不知不觉的，因而课堂教学的效率必然是低下的。 　　新课程实施以来，母语教育居于最主要的位置，人文教化则交融于母语教育过程中。此时，母语学习是外显的、突出的；人文教化是内隐的、渗透的。语文课堂以母语教育为价值取向显而易见。2003年颁布的课程标准制定的普通高中语文的基本理念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充分发挥语文课程的育人功能；注重语文应用、审美与探究能力的培养，促进学生均衡而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