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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当前我国舆情研究主要特色
试论当前我国舆情研究主要特色
摘要:舆情研究作为专门的学术研究在我国虽然仅有十余年历史,但有关的探讨却如火如荼。解析当前我国舆情研究的特色既是对有关研究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本土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的促进。当前我国舆情研究具有如下特色:一是舆情基础理论的建构直接借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二是舆情研究与党政决策密切互动;三是民生问题作为“中介性社会事项”是舆情研究的切入点;四是网络舆情是舆情研究的重要方面;五是从事舆情研究的组织及人员构成多元化。
关键词:舆情;舆情研究;主要特色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3-0102-05
狭义的舆情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围绕中介性社会事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民众对国家管理者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当前我国舆情研究的两大主题为舆情基础理论和舆情信息汇集,前者注重解析舆情基本概念、中国舆情思想演变、舆情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规律,后者侧重收集民众对国家的重大决策、社会思潮、突发事件、社会热点问题的舆情信息,从中甄别有苗头性、倾向性的舆情动态,预测某些舆情事件的走向。随着社会民主化的推进,舆情研究的重要意义日显突出。
在现实层面,对民众的各种社会政治态度进行研究,不仅对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至关重要,更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稳定国家发展大局。我国正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突发事件随之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党和政府只有时刻了解民众的情绪、认知、意愿及行为倾向,才能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而从事舆情研究恰恰有利于实现上述目标。
在学理层面,我国古代舆情思想源远流长,但舆情问题研究却始终作为某些学科的边缘领域。再加上早期港台中译本专著常将“舆情”等同于“民意”,认为二者均是针对选举问题的专项分析,以至于造成了国内舆情研究的诸多困扰。尽管我国舆情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借鉴了西方民意研究的精华,但西方民意理论的建构是以当地特有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为背景,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国的经济现状和文化特征,更不能科学地描述和解释我国的社会现实。因此,解析当前我国舆情研究的特色既是对有关研究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本土舆情基础理论研究的促进。
一、舆情基础理论的建构直接借鉴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对党的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理论。其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说明了舆情客体与主体间的关系,而是否“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舆情节主体对舆情客体的衡量标准。
第一,“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说明舆情客体与主体间的关系。在舆情基础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就是对舆情客体、主体的辨析。所谓舆情客体指国家管理者,它包括国家组织机构及各级国家管理人员。舆情主体是民众,民众既意味着整体,又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中的个体,他们是社会政治态度的持有者和表达者。当民众将国家管理者作为自己的利益代表时,前者必然会对后者提出意见、看法、持有相应的态度,由此形成了舆情。可见,舆情客体与主体间存在利益依存关系,它在内涵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强调的“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高度统一。
第二,是否“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舆情主体对舆情客体的衡量标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指党不谋求私利,处处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想,为人民解难题、办实事。民众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通常不是瞬间形成,而是老百姓根据日常生活中的体会积累而成,他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包括是否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实际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因此,我国民众在持有社会政治态度时,其内心的判断标准就在于党和政府的行为是否让自己过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社会是否公正、和谐。如果民众确实体会到了社会发展带来的实惠,那么他们通常持有积极乐观的社会政治态度,例如,对国家的发展充满信心、高度认同中国的国际形象等,反之亦然。我们在建构舆情基础理论的过程中,首先要对舆情的形成原因进行解释,曾有西方学者指出民意的形成遵循着自然规律,即经济的发展变化引起了民意的波动。但在当前我国,除经济增长的因素外,政府的惠民政策对舆情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归其原因就在于党的执政理念已根植于老百姓心中,人们将形成的社会政治态度积极或消极的主要标准,在于党和政府是否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尽管我国社会科学研究均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基本依据,但在建构学科基础理论时,可直接借鉴党的重要思想,显然构成了当前我国舆情研究的首要特征。
二、舆情研究与党政决策密切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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