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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社会学与我文学研究 　　谈起“费孝通和文学”这个大题目，对于我来说，首先想到的不是费先生写过的散文、旧体诗，虽然他在这方面的创作也不俗，也很有特色。我真切感受到的，是他的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现实生活的、鲜活而扎实可信的社会学成就，它足能切切实实启发我这样的文学研究者。社会学与文学，本来一个是在社会科学门类里面，一个是在艺术门类里面，两者好像井水不犯河水，但如果论及“文学研究”，那即是文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交叉，相互间就有了关联，就有了一个“文化”的共同项了。在理论上侈谈两者的关系自然非本文主旨所在，我对费先生的社会学或许也只能有点皮毛的实用性的领会，不过，我现在所谈的话题应是从我自身出发来纪念他百年诞辰的最好方式，我要说的话至少是亲切的、由衷的。 　　我的这个想法并不是现在才冷不丁地产生。大约1979年我在研究生学???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读到了费先生1948年出版的两本篇幅不大的社会学旧作《乡土中国》、《乡土重建》。其时，我刚刚进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佳境，探寻的目标正围绕着学位论文所涉及的新领域“京派作家作品”在进行。京派是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在左翼文学之外于中国北方形成的一个作家群体，一向为我们偏狭的文学史眼光所忽略，而实际上它所拥有的作家沈从文、废名（冯文炳）、芦焚（师陀）、林徽因、凌叔华、萧乾、汪曾祺、冯至、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庚、李健吾、朱光潜等，阵容庞大，文学实绩也很可观。研究京派文学给我带来绝大的挑战，便是连京派是否存在、如何界定、包括哪些人物、有些什么特征都需一一从头做起，加以确认的。那时，心里的未知数正不少，比如京派集聚在当时北平（京）这个城市里写作，却怎么大部都是长江流域的南方籍人氏？京派主要是北大、清华、燕京几个大学的师生，是典型的学院派，为何所写都是偏僻乡村的风土人情？其能够传之久远的文学篇章，不外沈从文的湘西沅水流域的边城，废名湖北黄梅和京郊的湖光山色，芦焚中原衰颓的果园城世界，汪曾祺苏北高邮一带的乡镇风俗民情，他们的叙事作品为何不以栖身的北平（京）为主要表现对象，反倒厌弃现代都市，甚至有人一辈子以“乡下人”自诩？这些考虑在我看到费先生“乡土中国”这一重大命题的时候，就迎刃而解了。何为中国？当时的中国（也可说是“不久前的中国”）的社会性质是被什么决定的？他的“乡村社会学”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中国》一书的第一篇文章《乡土本色》的第一句）他清醒地认识到“乡土”在现代中国的下降地位，“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最简单的说法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的替易。这个说法固然需要更精细的解释，不能单从字面上做文章，但是大体上指出了中国是在逐渐脱离原有位育于农业处境的生活方式”（《乡土重建?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所以我说费先生在他早期的社会学中，是在乡土走向崩溃的背景下来强调“乡土中国”的性质的。如此才对我认识京派文学的立场提供了支持，并进而认识到北京、上海这两个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不同。京派作家寄寓于北平（京），这个城市却每日催生着他们对离异的乡土的思念、回忆和重新整合的动力。北平（京）这个城市的功能在当时是与乡土中国紧密联系的，而不是像受西方工业化影响而形成的上海、天津那样的工商城市一样（那时天津与北京的城市分工明确：天津是北方的金融工商中心，北京是政治、文化、军事城市。毛泽东1949年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看不到工厂的烟囱，他说要让未来的北京烟囱林立）。北京与乡土社会的天然联系使得它与上海有了划分：上海和它的海派文化在中国因此长期脱离大陆，让大部分的中国人对上海既羡又厌；而北京成了京派文化与乡土中国长久保持亲缘关系的纽带，成了京派文学的温床。于是才会有我1987年编《京派小说选》在长篇序言里写下的一段话： 　　乡村中国显示出中国特性。由一个端庄而变得衰落、颓败的农村世界来刻画中国，大概很难突现一个前进中的中国形象，但却很能反映我们这个古老、积弱，又不断地在自身内部艰难地酝酿新生的国家和民族。……由于觉出宗法农村的逐渐消失并未伴随着一个健康社会的诞生，京派的历史文化的思考变得丰富而复杂。他们不仅看到中国令人痛心的衰败，礼教、宗族的野蛮统制，还有民族固有美德的失落，未蒙教化的原始文明的淳厚朴实，未遭现代文明侵染之前的一片干净土地。应当说，中国除了东南沿海小块发达地区之外，广大内地的城镇莫不是乡村社会的延长。从这个意义上看，无论是思想文化面貌、经济面貌与生活面貌，旧北平岂不是更像一个放大的县城？京派所写的北平与内地城镇，岂不比左翼和海派集中表现的沪杭宁地区和东南沿海较发达的城乡，更像那个正在逝去的大多数人的中国？（《京派小说选》前言） 　　于是，在这篇前言单独发表需要另拟一个独立的题目时，我从费先生的社会学中毫不犹疑地做了大胆借用，就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