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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秀粉丝文化寻找娱乐游戏意义 　　【摘 要】从《超级女声》开始，选秀粉丝进入人们的视野，选秀粉丝及其社群构成了独特的粉丝文化。本文试图探寻粉丝文化这一带有娱乐标记的“游戏”的 意义。论述的是在当前消费社会的背景下，粉丝文化的存在不仅是对偶像的支持，更是当今社会一部分人对于社会失范现象的一种反应，他们通过消费偶像来表达自己的道德立场、价值观念，对自我主体的实现。 　　【关键词】选秀粉丝 粉丝文化 异化 　　 　　从2005年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开始，选秀节目在当代中国开始风靡，选秀粉丝也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入人们的视野。他们来自不同的阶层、职业、年龄，为自己喜爱的偶像提供了全方位的热情支持，并构建了独特的粉丝文化，在当今这个大众文化渐占主潮的年代，粉丝，是否如人们所说是疯狂的、歇斯底里的、不理智的群体，本文试图探寻这个特殊又不特殊的群体背后的文化意义。 　　粉丝作为观众的一部分, 表面上看他们崇拜的是偶像, 但实际上只是一种意象, 是粉丝借助于这种意象对自我个性的张扬。虽然表面上看不计较个人得失，看似是“粉丝”自我的迷失，实际上是将自己的个性移情到偶像身上，通过消费偶像来张扬自己的个性。这一点在选秀粉丝中尤为明显。选秀节目是以大众的参与度为考量的节目形式，而网络的普及，使得粉丝间的分享和参与变得轻而易举。选秀节目的参与性使粉丝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赋权感和责任感。正如詹金斯在对“美国偶像”的研究中认为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它“提供了赋权的幻想――想‘美国人’有权决定‘下一个偶像’，这个幻想有力的刺激了受众参与”。由于冠军是粉丝投票自己选举而来的，粉丝自然产生一种责任感，认为既然把他送上了冠军的位置，就有责任继续支持他在音乐圈立足，实现他的音乐梦想。然而粉丝的时间、精力、金钱的付出并不仅仅是为了偶像所谓梦想的实现，更多的是还原到自身，把自身的经历、性格投射到偶像身上，粉丝的这种自我投射更像是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客体”的表现。粉丝通过这种自我投射从偶像身上汲取信心和勇气，来面对现实世界所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在粉丝看来偶像的音乐梦想的实现是粉丝努力的结果，实际上把自身的贡献在内心放大，进而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 　　为什么做粉丝？尤其在现在这样一个社代，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自然灾害四处蔓延，贫富差异的日益悬殊，民生问题的日益尖锐，似乎太多事情都比做粉丝来得重要。然而当代中国，消费热潮的形成，消费主义的蔓延，现代的消费理念正逐步渗透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理念当中，人们不再满足于消费技术，而是转向精神文化层面开始消费文化。而粉丝文化正是诞生在此背景下。在某种程度上，做粉丝是他们了解、体验乃至消费文化的一个窗口。正如大卫#8226;里斯曼所说的“他人导向型”社会，在他人导向型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媒介的发展，人们对传媒的消费加大，不仅通过传媒获取大量信息，还要在同侪群体中交流。这与中国现实情形有很大相似之处。当今中国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消费社会，但现代消费理念在城市中已逐渐形成，随着网络世界的繁荣，信息获取手段的增多，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全球化的语境，同时使得传统的宗教信仰难以抵御现实的种种状况，导致无力解释的局面。正如克里斯#8226;罗杰克所说“当人们对上帝的信仰逐渐淡化时，社会需要娱乐来分散人们对结构不平等和无意义生存等痛苦事实的注意力。……随着上帝的远去和衰败，人们寻求得救的圣殿道具被破坏了。名人和奇观填补了空虚，进而造就了娱乐崇拜，同时也导致了一种浅薄、浮华的商品文化的统治。” 现实社会的种种压力，使人们愿意在虚拟化网络中寻求慰籍和温暖，同时，与政治、经济等领域相比，娱乐业是相对来说管理比较宽松的领域，并且在粉丝世界中很容易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同伴，粉丝社群不仅是为支持偶像而存在，很多时候是社群成员寻求认同，产生归属感的“同侪场所”。 　　在大众文化研究者看来，这种对于传播媒介的依赖，“加速了从现代生产领域向后现代拟像的社会的堕落。……后现代社会则是内爆、意义崩塌或内爆成为一大团混沌物，高雅文化和低俗文化，现象与实在等一切传统的二元对立，期间的边界被悉数清除，传播媒介一马当先，生产出的拟像铺天盖地，形成一个比现实更现实的超现实，人们不再依赖于真实的人际传播，而是被媒介所主宰，媒介信息构成了我们所相信的真实体验。”继而发展为群体的无意识行为代替了个体的有意识行为，沦为被动、无知的乌合之众。大卫里斯曼意识到了传媒对大众消费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担心在高度商业化和高度媒介化的当代社会中，媒介的迅猛发展会造成社会性格的同质化，个人丧失了作为主体的判断价值。这样的担忧不可避免，也有其合理性。毕竟在这个符号化的都市生产――消费中，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变革，原先所尊崇的概念和见解渐渐消除，所信奉的神圣信念也被亵渎，曾经毫无疑问的认同性问题变得模糊，个人在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