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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编辑实践 　　郁达夫是个拥有广大青年读者和追随者的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编辑家。他以与人大异其趣的文学创作给文学青年以深远影响，又凭借编辑的便利发现和扶持了众多青年作者。从刊物到报纸，从编辑到主编，从国内到国外，郁达夫在编辑岗位上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凸显了热爱祖国、关注民生、敬业奉献、提携新人的编辑精神，形成了热情率真的编辑风格。其编辑实践一如其人见情见性，也一如其文纯真唯美，为其复杂而悲壮的人生增添了感人的篇章。 　　郁达夫的编辑生涯始于1921年。20年代创造社时期和30年代末40年代初流亡新加坡时期，是他编辑生涯的两个重要阶段。郁达夫堪称编辑奇才，同时编数种报刊对他是常事。约稿、改稿、写稿、发稿，写回信、写启事、写序跋、写社论、译电讯、看大样、筹经费，与编辑、作者、读者联系沟通，乃至接待来访者，凡此种种，事必躬亲，总能用心去做，而且游刃有余。 　　1921年6月8日部分留日同学在郁达夫寓所举行会议，正式成立创造社。会上决定出版《创造季刊》，选定了《创造季刊》第1期稿件，拟定了第2期内容。1921年9月郁达夫由日返沪，负责《创造季刊》的编辑出版事宜。他撰写了《纯文学季刊出版预告》：“创造社奋起兴起，打破社会因袭，主张艺术独立，愿与天下之无名作家共兴起而造成中国未来之国民文学。”为筹措办刊经费他应聘到安徽省立法政学校任教，不辞辛苦奔波于上海安庆之间。同时亲自动笔为《创造季刊》创刊号写了小说《茫茫夜》、评论《跋》、《艺文私见》及《编辑余谈》。其编辑能力、工作效率和敬业精神大受郭沫若等同人赞赏。1922年5月主编《创造季刊》。1923年5月促成《创造周报》创刊，力主在《中华新报》开辟副刊《创造日》，并撰写发表了《创造日宣言》，谓其宗旨是“想以纯粹的学理和严正的言论来批评文艺政治经济”，“更想以纯真唯美的精神来创造文学和介绍文学”。1926年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并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强调办刊的使命是：“在一个缺憾很多的社会里，补上一两个窟窿，或者将外面的纸糊的表面打破一两个……”1928年主编《大众文艺》，在创刊号发表《大众文艺释名》，指出：“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大众文艺》郁达夫主编了4期，每期都写稿，写《编辑余谈》，停刊前又作《最后的一回》向读者告示。同年与鲁迅合作创办《奔流》月刊，与钱杏村合编《白华》半月刊。此后还担任过《太白》、《论语》、《抗战文艺》、《新消息》等刊物的编委。 　　1938年郁达夫到达新加坡，想为抗战在海外建立一座文化中继站。当时的新加坡受战事影响，可以说是文化的沙漠。从1938年12月到1941年底，郁达夫先后负责主编过《星洲日报》晨版的《晨星》副刊、晚版的《繁星》副刊，《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文艺》周刊、《教育》周刊，《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专栏，《星槟日报》的《文艺》副刊，《星光画报》的文艺版，《星岛时报》，《华侨周报》等11种报纸副刊和杂志，最多同时编八种，最少也有三种。所有这些他都并非挂个虚名，有时甚至没有助理编辑，而是从组稿到出刊。包括和南洋及国内文艺界、新闻界通信约稿，给读者、投稿者回信，都要自己动手。遇到稿件不足，常常亲自动笔，根据组稿要求缺什么写什么。1940年8月3日到10月25日郁达夫兼任《星洲日报》代主笔期间，已发表的不署名社论就有30篇，平均约隔日一篇，有时同一天在自编的副刊上还另写一篇署名文章。在《星洲日报》当过校对的何克铿先生曾著文回忆。他看到几乎每篇稿上都有编者用红笔改过的字句。当时欧战紧张，太平洋风云险恶，敌我战局政治经济因素复杂，英美苏关系变化微妙。为鼓吹抗战、宣传救亡，他每天上夜班看最后新闻电稿，继之下笔写社论，等看完清样付印总在凌晨了，而白天还照常参加社会活动，每天平均伏案工作十小时以上，笔耕四千字以上，熬夜编刊已成为家常便饭，这位大作家成了报社的头号大忙人。 　　就郁达夫的编辑生涯看，认真、勤勉、敬业固然重要，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值得称道。纵观郁达夫一生，有一条淹没不了的始终一贯的热爱祖国、关注民生的主线，而且越到晚期越显执著。在因故人附逆有感而发的题为《“文人”》的文章中，郁达夫给“文人”下的定义是：“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还经常劝诫文学青年保持“高尚的灵魂”，“过健全的生活”，希望他们“发扬光大我国文化及民族意识”。这实际上正是他自己为人为文的准则，也是他编辑生涯的生动写照。 　　郁达夫在繁忙的编辑工作中十分重视培育青年作者，经他从来稿中发现并不断联系指导而后成为著名作家、诗人、撰稿者的，可以开出长长的一串名字。郁达夫热心提携新人有口皆碑。当年经常投稿的青年作者众口一词说郁达夫“很喜欢提拔后进的写作人”，“对青年投稿者特别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