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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地方治理路径 　　（401120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重庆） 　　摘 要：地方治理以服务地方发展的“善治”为目标，以促进地方“善治”的良法为前提，构成地方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重庆推进依法治市战略，应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法治原则性与灵活性、依法自主治理与从严管理监督、依法治市与全面深化改革辩证统一。依法治市须服务保障中心大局，在法治轨道上统筹区域城乡发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服务对内对外开放，建设生态文明，保障民生和促进社会治理，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关键词：依法治国；依法治市；地方治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了依法治国重大问题，重庆市委四届五次全会研究部署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市工作，并通过了依法治国《决定》及依法治市《意见》。重庆推进依法治市，吹响了法治重庆建设的集结号，有利于探索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地方治理路径，是当前及今后较长时期重庆工作的战略重点和主攻方向。 　　一、地方治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和依托 　　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是两个关系密切的概念，两者是整体与部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依据政府层级对国家进行分解，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可分为中央政府的治理现代化与地方政府的治理现代化”。[1]“一种全新的国家地方治理视角，既涵盖中央政令权威的确保和顶层设计的不断完善，也涵盖各地、各级根据本地实情，从民生保障、权力运行、城乡统筹、多元参与、法治规范等关键环节上长远规划”。[2]善于用地方治理促进国家治理，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地方治理是服务地方发展的“善治”。地方善治应有自我意识，能服务于地区竞争力提升和科?W发展。从内外形势看，地区间竞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发展战争”。“在地方政府竞争中，‘用脚投票’是指资本、人才、技术流向能够提供更加优越的公共服务的行政区域”。[3]实施地方治理，要吸引资源、留住资源和发展资源，使地方在激烈竞争中不断获得优势。“‘善政’是良好的政府，‘善治’是良好的治理，两者之间是一个发展型的递进概念”[4]，地方政府在地方治理体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从工具意义上讲，地方治理应被定位为：在国家治理体系框架下，主要依托地方政府，对公民社会和市场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旨在提升地方竞争力，促进地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过程。 　　需要制定实施促进地方“善治”的良法。Norbert Kersting认为：“‘好地方治理’被定位为地方政府双重职能有效发挥。一方面根据公众意愿，制定实施公民社会认可的法律，采取计划和行动。另一方面提供公共服务，获得治理合法性”。[5]有学者认为民意导入、权力和权利关系调整、职能转变、技术理性和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行为规范化是地方治理五个创新方向，“关键在于将人的主观能动性纳入规范和制度的框架之中，才能将地方核心行动者的能动作用制度化、规范化，才能保证我国地方治理可持续发展” [6]，从而更规范地引领其他方向和领域的创新。地方治理必须以善治为目标，以良法为前提，把依法治理地方作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和依托，促进地方治理走上现代化、法治化道路。 　　重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但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城乡区域差距大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仍处在欠发达阶段，属于欠发达地区”。[7]加之在特殊时期的一些不当做法，扰乱了地方治理体系，损害了治理能力。要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重庆必须更好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与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无缝对接，并有针对性地进行地方化完善，把依法治市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作为“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重要推动器，夯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制度保障。 　　二、统筹实施：全面推进依法治市须把握几个重要关系 　　1.党的领导与人民主体地位的关系 　　坚持党的领导和人民主体地位是依法治市两个基本原则，前者是后者的政治保证，后者是前者的宗旨目标。一方面要加强和改进市委对依法治市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推进依法治市的先锋模范作用，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将党组织意志合法转化为人民意志和国家机关实际行动。另一方面也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基础上，“充分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共同推进的强大合力”[8]，保障群众充分享有基本政治权利、民商事权利、诉讼权利以及各种经济社会福利，保障党员党内民主权利。 　　2.法治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 　　国家强制权和党权都是刚性权力，法权不容随意逾越和违反，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体现出法治原则性。但法治不是形而上学之治，应以原则性为基础，灵活性为补充，根据不同时代特点，有计划地对市级地方立法、一般规范性文件进行立改废释。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确保公权干预坚持适度和比例原则，防止“机械化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