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机制和制度探讨.docVIP

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机制和制度探讨 　　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都普遍认为，我国当前的刑事政策从单纯的“严打”逐步转变为“宽严相济”，是对20多年来“严打”政策的反思与调整，将对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作为一种执法理念需和打击犯罪的策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需要司法人员从思想观念上与之相适应，更新执法理念，更需要必要的制度和机制支撑，从制度上要进行重新调整和构建。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是不可以或缺的，否则既不能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落实。更不能保障已有落实效果的持续发展。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 　　 　　对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官方解释是：“坚持区别对待，对严重刑事犯罪坚决严厉打击，依法快捕快诉，做到该严则严；对主观恶性较小、犯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和过失犯，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慎重逮捕和起诉，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做到当宽则宽。” 　　“宽”是指宽大、轻缓。它来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宽大”，可以分为以下四种情形：一是该轻而轻。即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处以较轻之刑。至于轻罪及其轻刑如何界定，则应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加以判断。二是该重而轻。即所犯罪行较重，但行为人具有坦白、自首或者立功等法定或者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宥，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三是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即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对一些轻微的危害社会行为不以犯罪行为论处。四是非监禁化，即宣判行为人有罪，但不限制其自由，而是将其置于一定机构的监管之中。 　　“严”是指严密、严厉。它来自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惩办”。宽严相济中的“严”首先是指法网严密。我国学者储槐植教授曾经提出“严而不厉”的命题，将“严”与“厉”进行了区分。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其中的“严”就是指刑事法网严密。刑事立法应尽量做到严密，以预防犯罪。防卫社会。宽严相济中的“严”还含有严厉之意。即指在罪刑均衡原则指导下，判处较重的刑罚，而不是指任意从重、加重处罚。 　　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对于“宽”与“严”加以区分是基本前提。因此，宽严相济是以区别对待或者差别待遇为根本内容的。当然，宽严的区别本身不是目的，区别的目的在于对严重性程度不同的犯罪予以严厉性程度不等的刑罚处罚，并在宽严之间保持一定的协调关系。 　　对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的学者还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与“宽严相济”的区别上，对“宽严相济”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学理解释。他们认为二者之间的区别是：(1)侧重基点不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惩办”在前。“宽大”在后，刑事政策的重点体现在“惩办”上，强调的是犯罪化、重刑化和监禁刑化；“宽严相济”的重点则体现在“宽”上。强调的更多是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2)司法倾向的不同：在“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指导下，刑事司法对案件的处理，有明显的倾向，即“可捕可不捕的捕”、“可诉可不诉的诉”、“可判可不判的判”，这主要是受“惩办”重心的影响，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从有利于行为人的立场出发，在司法倾向上恰好相反，即“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判可不判的不判”。(3)关注重点的不同：“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提出和实施，在其关注重点有一定的片面性与偏颇性，那个时期法律工具论的观点占据支配地位，当社会治安显示出恶化的趋势，就习惯运用刑法手段加以严厉打击，以使社会治安回到正轨。而随着政策制定者对犯罪现象认识的科学化、理性化，开始意识到从法律工具论的视角看待刑法作用，难以实现政策的预期。“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是对刑法工具论的扬弃，其目的不仅在于要通过贯彻这一政策来维持社会治安，还要保持社会的稳定与良性运行，其关注点在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遇到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需要切实转变执法理念，又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与机制保障。目前，无论是执法理念还是制度、机制方面都难以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要求相协调，尤其是在落实“宽”的方面更是存在较大差距。 　　(一)执法理念方面的问题。由于长期受“严打”刑事政策及相关工作机制的影响，“可捕可不捕的捕”、“可诉可不诉的诉”、“可判可不判的判”的司法倾向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导致逮捕率过高、不诉率过低、羁押人员过多的不正常现象，从而使打击重点不突出，诉讼成本剧增，打击面扩大，拉高了社会的对立程度和紧张程度。例如，在对逮捕案件的把握上，“有罪即捕”成为批准逮捕案件承办检察官的一般做法和思维方向，对是否“有逮捕必要”的逮捕要件基本上不考虑。从追求来严厉打击的角度出发，凡是构成犯罪的必限制其人人身自由，体现出对犯罪的制裁及时性，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