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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下乡农户公司与基层政府关系再构建 　　内容摘要：资本下乡，企业追求利润、农户期望得到经济实惠、政府寻求符号性政绩，现实中三者矛盾重重。而如何通过产权制度供给、土地制度改革、政府职能发挥等来化解利益冲突，实现利益均衡，从而重新构建起农户、公司和基层政府三者的新型和谐关系就显得颇为重要。本文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视角，在探究资本下乡历史溯因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进行案例分析，剖析企业、农户、基层政府各自在市场中的角色关系，提出以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有效发挥来搭建企业、农户合作的中介桥梁，最终实现企业、农户、基层政府关系的再构建。 　　关键词：资本下乡 失地农户 企业 基层政府 　　近几年，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村大量劳动力的外流，农村出现了大面积的闲置土地，为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经营提供了绝佳机会，许多基层政府借此掀起了一股招商引资的热潮。学界已有的研究更多的是倾向于对招商引资取得的经济效益分析，而忽视了招商引资所引发的社会效用不足问题。本文以陕西M县为个案，以政府和市场关系为视角，深层剖析招商引资中的资本、基层政府与农户的关系和冲突，并对此现象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资本下乡现象的历史溯因 　　资本下乡，与近些年来不断提及的“三农问题”及中央连续发布的涉农“一号文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要研究资本下乡的原因，就必须深入探讨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根源。 　　“三农问题”由温铁军教授在1996年提出。其原因如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制订了五年计划，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对农村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通过此政策实施，国家获得了对绝大部分农副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支配的权力，实施工农业剪刀差，为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工业化快速推进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同时，实行居民权益与户籍相挂钩。在这样的管控体制下，各种生产要素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涌动，为之后城乡贫富差距扩大、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历史背景。此外，严格的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和十年文革的影响，城乡贫富差距并不明显。 　　在1978年，我国实行了“家庭承包基础上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由此，农民从群体性劳动转化为个体性劳动，从集体劳作的土地上转到自己的土地上，改变了“出工不出力”的情形。同时，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突破了之前“城市搞工业，农村只能搞农业”的基调，打破了农村不能发展的局面。而乡镇企业快速发展的这十年也被称之为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在这期间，农民的积极投入获得了土地的经济效益，而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乡镇内部亦实现了转移，实现了农村劳动力的专业化和兼业化，“侵入现金经济”发展迅速，农村经济快于城市发展，农民的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而此时，像资本等农村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相对比较齐全。因此，农村经济在这一阶段的发展使中国并未出现明显的三农问题。 　　农村的经济发展较快，中央看到了农村改革的显著成效，为了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于是决定将经济发展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1992年后，中央开始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央政策倾斜是出于加快城市经济发展的目的。对于农村的土地，原来为发展乡镇企业可自主规划建设的权力受到了制约，加上政府对土地的管理加强，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开始上移，政府获得了对土地的决定性支配权，农村集体土地成为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村集体、农民则无法分享土地升值所带来的红利。从1994年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以及此后的农村税费改革，再到现在的“营改增”，其结果主要税种上交国家，地方税源严重不足，财权与事权不均衡，造成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应有配套设施缺位。此外，几大国有银行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大部分营业支点从乡村撤回到县及以上。农村信用社也因为农村信贷难度大，变成了农村名副其实的资金“抽水机”，在土地、资金退出农村的同时，其他资源如人才、技术、管理等也纷纷逃离农村，这些优质要素在城市里获得极化效应，而农村并未获得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扩散效应，故此，农村发展开始走向边缘化。农业生产“内卷化”、农村面貌陈旧、农民生活水平低下，这一切与城市相比则出现了严重的非均衡化。 　　这种城乡二元格局的状况若得不到及时解决，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巨大隐患。为此，在2003年，中央将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加以解决。此后，中央一号文件又鼓励工商资本务农。在经济发展中，只有将以前逐渐流失的各种生产要素，重新集中起来并回流到农村，才能让农村经济发展焕发出新的活力，而这些诸多要素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资金，其次才是科技、人才、管理等。由于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土地大量闲置，为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提供了机遇。为了破解这一农村发展困局，解决财政能力不足，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各地方政府就此掀起了招商引资的热潮。 　　陕西M县农户与Z?F公司的个案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