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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有前科公民就业资格刑理分析 　　摘要：从刑法理论角度分析，限制有前科公民就业资格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这种对职业资格的限制与深化的复归理论不符，不利于犯罪人真正回归社会，同时也不符合刑罚人道主义理念和罪犯为“特殊弱势群体”的理念。这种就业资格的限制否定了刑罚的功能，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相抵触。 　　关键词：就业资格；限制；刑法理论 　　中图分类号：D92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39)06-0059-07 　　 　　尽管宪法规定人人平等，但有前科者在就业权方面却受到不同于无前科者的限制或者剥夺。我国《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除了刑法以外，我国还在多个法律规范中对有前科者的就业资格进行限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因有前科而不能从事的职业范围很广泛，有教师、法官和检察官、律师、拍卖师、会计师、证券公司员工和证券交易所员工、军人。除了以上明确法律限制的职业以外，在实践中，有前科者在从事其他职业时，也会遭到区别对待。由于现行法律无法调整雇主选择劳动者的自由权利，用人单位往往会排斥有前科者以防不测。有前科者即使被录用，在同工同酬、平等选任等方面也面临着不平等待遇。笔者认为，对有前科的公民就业资格的剥夺或限制，和诸多现代刑事政策相背，是落后于社会文明发展的，是非理性的限制。本文拟从刑法理论角度对于限制有前科公民就业资格的合理性进行初步分析和探讨。 　　 　　一、与深化的复归理论不符， 　　不利于犯罪人真正地回归社会 　　 　　深化的复归理论承认犯罪人有复归社会的权利，社会有使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义务，把犯罪人教育成为新人，使之复归社会，是真正的、最高的人道主义。一个平等的不受歧视的就业机会和就业环境是犯罪人回归社会的重要条件。如果无法保障有前科公民的平等就业权，实际上就切断了他们回归社会的道路，断绝了他们意图彻底悔过自新和回归正常社会的希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就重新犯罪问题作过统计，近年来有前科劣迹(包括被劳教)人员重新犯罪占总数的11.1％。浙江省监狱管理局狱政处2002年6月对该省在押犯的统计，1999-2002年在押犯中二次以上被判刑平均占总数的13.87％。 　　重新犯罪的原因是多层次的，其中原因之一是就业困难、生活所迫。根据相关调查，重新犯罪中侵犯财产权或主要为侵犯财产而实施犯罪行为的案件比例偏高，说明经济因素在犯罪人再次选择犯罪时起到了主要作用。被判处刑罚的人或被劳动教养的人在受处罚完毕之后回到社会时，往往难以就业，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经济生活将会非常困难，犯罪人基于前次犯罪的心理定势很容易想到通过犯罪解决困难。造成就业困难的原因有三方面：其一是受惩处人个人劳动技能的缺乏；其二是从业资格限制；其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社会的孤立、排斥和歧视是造成有前科公民重新犯罪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有前科公民在回到社会后，通常都面对着社会的孤立、排斥和歧视，这种外在的来自社会的压力不仅影响有前科公民学习和就业，影响他们的生活状况，而且也影响其回归社会的心理进程，影响他们正常的社会技能的回复。这类人回到社会后渴望的得到社会身份认同，但由于受到刑罚的惩处，其内在的自尊心、羞耻感和责任心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自我约束机制相对弱化，因此一旦回归社会受挫，往往就会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二、不符合刑罚人道主义理念 　　 　　人道主义的思想是整个现代刑法的基础，更是整个法律的基础。人道主义是刑罚价值体系目标中集中反映人类文明进步和最具现代理念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思想是把犯罪人首先作为人来看待，尊重和保障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犯罪人犯罪以后，法律已令其承担了与所犯罪行轻重相适应的刑事责任，这是正义的体现，但让一个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人在合法的情况下，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承受该项犯罪所带来的种种报复，就有失公正。我们不能把曾经犯过的罪行永远当作现实束缚的理由，这对行为人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刑罚人道主义的要求。黑格尔认为，刑罚作为一种报复手段，虽然从内容上看不乏正义，但却是一种新的侵害。前科歧视的存在正是这种二次侵害的工具之一，他无时无刻地宣告着国家的专横并将刑罚惩罚的视野延伸到刑罚执行完毕之后。 　　尊重和保障人权，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然而，对于有前科的公民来说，前科就是其永远无法和正常人平起平坐的“紧箍咒”。尽管他们非常希望能改过自新、重返社会，过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但社会甚至家人将他们视之为异类，使他们在工作等方面遇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身心备受煎熬，这极大地损害了他们作为社会生活主体所应当享有的基本人权。如果没有禁止前科歧视制度的救济，长此以往，前科者困厄的境遇只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