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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经济学分析 　　【摘要】： 现行的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阻碍了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并随着土地资产价值的显化，不断受到冲击。文章就流转主体成本收益，分析考量该流转制度，以期为制度改革提供意见。 　　【关键词】：建设用地流转; 农民; 政府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08(2008)0810082-01 　　 　　1.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现状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由于农村社会生产组织形式及农民生活方式的特殊性，国家对集体非农建设用地采取了限制流转的管理方式，集体土地生产要素进入更为广阔的生产领域流通必须通过国家征用方式转为国有土地方能实现。集体建设用地的职能集中在了保障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社会福利上，其资产特性并没有得以有效显化。 　　随着改革开放的加快，土地资源利用的外部环境变化引致土地利用思想变革，有偿、有期限、可流动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使得国有土地资产特性凸显。从“同权同利”的角度出发，只要得到市场需求的认可，集体建设用地也同样可以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种资源要素进行流转。①在巨人的收益势能位差的诱惑之下，集体建设用地所有者以让渡土地使用权获取土地收益的思想进一步施行，自发进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体制外交易。随着交易数量及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就形成了相对国有土地市场的、错综复杂的集体建设用地隐性市场。 　　据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管理司提供的资料表明，珠江三角洲地区通过流转的方式使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数量实际上超过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总量的50%，而在粤东、粤西、粤北等地，这一比例也超过了20%。据1999年对湖州市南询区所辖的10个镇的调查，该区共有乡镇企业171个，其中由于出租、兼并、转让、入股、司法处置等致使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乡镇企业达122个，占总数的71%。 　　 　　2. 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将中国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变迁分为前后二个阶段：一是制度变迁前的严格禁止阶段。二是制度变迁后的有限管理阶段。并对这两个阶段各流转主体的成本收益进行对比分析。 　　2.1 农民 　　流转制度变迁前，农村建设用地是严禁流转的。农民有两种选择。 　　第一，不发生流转。原有建设用地继续发挥其原有作用，农民继续耕作本可转为建设用地的耕地。但是，收益会减小，因为原有建设用地上的公共设施需要维护，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民耕作收入也会减小。 　　第二、通过国家征收发生流转。通过征地带来的成本收益变化：1、征地补偿。总的来说，农民是期望征地的，因为通过征地带来的一次性收入相对于种地来说要丰厚的。2、征地后，土地作为农民社会保障的功能消失了，加上农民缺乏就业技能，相关社会相关保障制度，农民很难就业，未来生活必将困难。 　　制度变迁后，集体建设用地自由流转带来成本收益的变化。第一，相对于征地补偿，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使产生的巨大级差收益更多地留在了农民手中；第二，农民获得的土地流转补偿一般高于其种地或从事其它农业生产的收人，而且比较稳定；第三，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兴办二三产业，本村农民经过简单地培训可以优先到企业就业，获得可观的工资收人；第四，流转方的土地运营收入，除了兑现农民的土地经营权补偿、资金人股红利和工业区基础设施建设外，剩余部分主要用于集体公共事业，农民能够获得福利性收入。 　　2.2 地方政府 　　制度变迁之前，地方政府的收益很单一，主要表现为土地出让费用与征地补偿之间的差额。当然，在遵循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进行的征收，必然不会存在很大的风险。 　　制度变迁之后，地方政府成本收益表现为：第一、可以开拓新的建设用地来源，保障城市发展的建设用地需求；第二、降低工业化的门槛，使得农村建设用地之间入市，利于生产要素的最大化。第三、规范交易，显化资产；第四、减少了政府先征地，再出让的环节，节约交易费用。同时，地方政府政府允许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和损失，损失部分土地出让收益，同时给土地市场的监管也增加了难度，还需要冒可能被中央惩罚的风险。 　　2.3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的制度供给意愿可分为：第一、在自发制度创新之前，此时中央政府并不具有制度供给的意愿。第二、在自发制度创新之后，中央政府的制度成本和收益变化，成为推进流转制度变迁的重要主体。 　　第一种情况，其收益：允许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给予农民市场流转的权利，可以使农民分享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土地增值，提高农民收入，并刺激农村消费。损失则为：第一、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会显化其价值，刺激农民流转的愿望，增人耕地占补平衡的压力；第二、加大了土地征用的难度。国家不得不在征地的时候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同时集体建设用地上市也会导致国有土地出让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