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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治转型与中产阶级作用 　　摘要：在韩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实现了从臣民政治文化向臣民――参与者政治文化的转型。韩国中产阶级突出的特征是具有变革与保守的双重性，既是民主政治改革的推动者，也是权威政治的维护力量。在韩国由权威政治走向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中产阶级造就了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互动发展，形成多元政治自主权对国家权利的分割与制衡。由此给我们的启示是，迅速成长的中产阶级在后发型国家实现民主法治过程中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 　　关键词：韩国；政治转型；中产阶级 　　中图分类号：D510[312.6]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8）18―39―05 　　 　　 一、韩国政治转型进程 　　 　　塞缪尔?亨廷顿把政治转型分为三种模式：变革，即由执政的政治精英领导改革实现民主；置换，在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下实现民主，同时威权政府垮台或被推翻；移转，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民主化。[1]韩国的政治转型过程属于“移转”模式。 　　 二战以后，美国扶植李承晚成立了大韩民国，史称第一共和国。“一共”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但是美式的民主移植到韩国却遇到淮桔成枳的难题。国家宪政体制的稳定性匮乏，形式上的三权分立遏制不了行政权力的日益扩张，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推动修宪。最终结果是蜕变为威权政治。1960 年“4?19”学生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独裁政权。继任的第二共和国张勉政府进行了力度很大的民主化改革，然而政局却更加混乱和无序，一方面执政党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吸纳政治参与的能力又非常低下。张勉政府的改革目的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但是由于对社会秩序、大众福利等公共物品供应绩效很差，政府反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导致威权政治卷土重来。1961年5月16日，朴正熙发动政变，接管政权。在朴正熙任总统的第三、第四共和国（“维新体制”）时代，国家是以军人专政和个人独裁结合的威权政治，但威权体制并没有阻碍经济起飞，反倒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社会秩序。朴正熙时代的政府主导型现代化建设为享誉世界的“汉江奇迹”开辟了道路。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后，主张民主化的各派势力又活跃起来，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汉城民主之春”。然而当年12月12日军方强硬派迅即扼杀了短暂的民主复兴进程。1981年2月全斗焕将军在操纵修改宪法之后登上总统宝座，标志着韩国进入独裁专制的第五共和国时代，又被称为“新维新体制”。韩国社会并没有屈服于威权统治，抗议、示威、罢工运动风起云涌。政府以“非常戒严令”对付1980年5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制造了伤亡千余人的“光州惨案”。1987年6月的“改宪运动”使斗争达到高潮。威权政府一方面对镇压力不从心，认识到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对失去政权又心有不甘。为了在民主化改革中争得主动，在修宪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卢泰愚发表了作出改革承诺的“六?二九”宣言。“六?二九”宣言是韩国政治变迁的分水岭，此后尽管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危机，但是民主政治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1993 年金泳三通过和卢泰愚总统的执政联盟合作而在竞选中获胜，他上台后即采取措施进一步消除威权政治的影响。1998年2月，金大中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通过选举获胜而上台执政的在野党领袖。金大中独到的执政理念使韩国政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水平又取得新的进展。2003 年2月，民主党领导人卢武铉就任总统，2008年2月，大国家党领导人李明博就任总统。在“六?二九”宣言发布之后已经实现了五次政权的和平交替。 　　 由上观之，韩国的政治转型经历了一个在曲折反复中前进的过程。亨廷顿把这种威权――民主政权变迁的模式称作“二次尝试型”(second try pattern) 。他还认为“一个实行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向民主体制转移，这种民主体制的失败要么因为该国缺少民主的社会基础，要么是新民主体制的领袖们追求极端的政策，这种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或是某种大动荡瓦解了该政权。于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便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掌权。不过，最终人们会作出第二次和更成功的努力来重新引入民主，而且成功的机会之所以有可能增加，至少部分是因为民主领袖们从以前不成功的民主经验中吸取了教训。”[2] 　　 　　 二、韩国中产阶级的发展特征 　　 　　 1．在威权政治初期，韩国中产阶级最凸显的特征就是对威权政府的依附性，中产阶级的发育、成长都是依赖于威权政府主导市场经济体制与政策的扶持，并受益于这种体制模式促动下的经济增长与发展。韩国历届威权政府都把加速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政治上的权威主义扩展到经济领域，使政治和经济相适应，为韩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好了体制上的准备。由于同威权政府相互联系密切，韩国中产阶级具有以下表现特征：由于威权政府具有领导和管理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