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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酒驾驶犯罪刑法完善 　　摘要:文章在对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讨论的基础上,从刑法调控现实生活的需要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两个方面分析了我国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的必要性,并从比较法视野介绍了国外对醉酒驾驶犯罪的立法经验,进而提出我国关于醉酒驾驶犯罪案件的刑法完善对策。 　　关键词:醉酒驾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危险驾驶罪 　　中图分类号:D92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0)05-0074-05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9年9月11日发布了《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附了两起发生在广东、四川的醉酒驾车犯罪案件。该《意见》对醉酒驾驶犯罪适用刑法作了统一规定,即“对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15条第1款的规定定罪处罚”。该《意见》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了裁判标准,但规定的模糊与不合理之处又为刑法理论与刑事审判实践带来新的困惑。笔者拟对《意见》中的醉酒驾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有关内容进行探讨,进一步分析醉酒驾驶在我国的刑法完善。 　　 　　一、关于《意见》的疑问 　　 　　(一)醉酒驾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认定 　　根据《意见》的规定,醉酒驾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醉酒驾车,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的行为。其中,醉酒驾车作为实行行为的附随情状,是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的前提条件,这一条件还必须在实行行为的过程中得以持续,以限制本罪的处罚范围,单独的醉酒驾车行为并不构成犯罪。重大伤亡是本罪的危害结果,与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是本罪的实行行为,也是本罪构成要件的核心行为。笔者以为将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绝对化,作为该罪的构成要件有违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有客观归罪之嫌。因为对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的主观心理应作具体分析:一种情况是行为人肇事后为了逃逸,在继续驾车过程中,不计后果,放任危害公共安全后果发生。另一种情形是,行为人在肇事后已经开始对行为加以控制,如降低车速、踩刹车等,但由于醉酒引起控制能力的下降或由于车速过快,导致后续冲撞致人伤亡情形的,则仍然属于过失。对前一种情形应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而对后一种情形即使造成重大伤亡的后果则不应当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因为该罪在主观方面要求的是过失,根据现行刑法133条的规定,应按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最后,按照我国刑法理论,交通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须发生在逃逸过程中,也即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在逃跑过程中,放任危害公共安全后果的发生。在这一过程中,以逃逸为界限存在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逃逸不仅是前一阶段的终结,而且还意味着对前一肇事行为有认识。另外,“逃逸的”为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性规定也意味着对后一阶段驾车行为的有认识。但是,在继续驾车冲撞的规定中,“肇事后”似乎成为前后两阶段的隔断点,但是在连续驾车冲撞的行为中很难认定,在同一犯意支配下的危害行为,既可能表现为一个身体动静,也可能表行为一系列身体动静,在这种情形下,一系列身体动静在整体上也只能被视为一个危害行为。 　　根据《意见》的规定,“行为人明知饮酒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醉酒驾车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间接故意。问题在于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的过程中,行为人在主观上只可能存在间接故意的的心理,而不可能是基于过于自信的心理吗?对于放任和自信的界限从理论是不难理解的,但是在实际的案件中如何区别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难题。间接故意犯罪与过于自信的过失犯罪都发生了危害社会的结果,在认识因素上都属于对结果的发生有所认识,但是在意志因素上却截然不同。按照我国刑法的通说,放任对结果的态度表现为听之任之,既不希望也不反对、排斥;而自信对结果的态度则不仅不是希望,更是反对,结果的发生是由于行为人过高估计阻碍结果发生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所致。在法定犯中,过失犯罪往往都存在明知故犯的先在事实,通常表现为对有关行政法律、法规的故意违反,如“行为人明知饮酒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但是此种故意只能存在于醉酒驾车行为之中,而不能支配对重大伤亡结果的态度,因此不能以结果的发生来逆推行为人对结果的发生一定是持放任的心理。而且,单凭认识因素认定间接故意,有推卸控方证明责任的嫌疑。 　　 　　(二)关于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