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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民族身份建构文化信息保存路径选择研究 　　摘 要：从历史视角方面分析了中国文化信息保存和西方文化信息保存在指导原则、功能需求、表现形式和外在动力的差别，比较了文化信息保存方面的国际和国内的现存框架，从理论基点、功能取向和模式选择三个方面分析了文化信息保存中民族身份建构的未来选择。 　　关键词：民族身份 文化信息保存 建构 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 G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4）02-0061-07 　　Abstract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information preservation in the guiding principles，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manifestations， and external power， and compared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ramework， and analyzed the future options of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oretical basis， functional orientation and mode selection.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cultural information preservation； construction； path choice 　　何为文化？《易经》贲卦的象辞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句话里，“文化”意味着“以文教化”的含义。文化遗产则是承载一个民族传统精髓的唯一载体，是当代人了解自身民族历史和民族内在精神的重要途径，是形成民族认同感的粘合剂，对于构建一个民族发展的精神家园有重要价值。文化信息是文化的表征形式，而文化信息保存则是对表征文化的信息通过某种方式进行的收集、整理并保存下来的行为。文化信息保存中必须重视民族身份的建构。民族身份建构是指通过某种积极的方式展现民族精神、传承民族文化，从而形成独具特点的民族特质。失去了民族身份的文化信息保存便是没有灵魂的文化信息的简单叠加，因此，民族身份构建是文化信息保存的内在需要和发展方向。 　　1 文化信息保存中的民族身份建构的历史视角 　　1.1 指导原则：控制思想VS控制文献 　　从历史角度而言，我国文化信息保存和西方文化信息保存在指导原则上有较大差异。从本质而言，我国自古代以降，以至近代，在文化信息保存上的主要目标在于控制思想，而欧美国家在文化信息保存上主要目标在于控制文献。“控制思想”和“控制文献”是中西方在文化信息保存中的不同指导原则。 　　我国之所以在信息保存，尤其是文化信息保存上采取“控制思想”的价值取向，原因在于我国一直存在“官本位”传统，科举制度直接推动了“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形成。而“学而优则仕”则直接造成精英知识分子成为官僚阶层，他们进一步推动整个社会对“官位”的神圣化。文献和文献所承载的文化则服从于思想控制的需要。中国文化信息保存和当时政府希望传承的主导思想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认为，在哪些文化信息应该保存和如何保存这些信息等基本问题上，统治阶级有着明显的思想控制的目的。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意识到要以愚民和压制民间的反抗情绪为目的，大量焚烧前代典籍，实行“焚书坑儒”，消灭秦前文化的影响。汉初和秦制类似，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1]；随着汉代确定了以儒家文化作为治世总纲，汉武帝提出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据此确定哪些先古文献需要毁弃，哪些需要流传。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文化信息保存面临巨大震荡，文献增加和衰减非常迅速，一方面丰富了中国的思想宝库，另一方方面也造成巨大的文化浩劫。隋炀帝“搜天下书籍与谶纬相涉者，皆焚之”[2]，造成早期大量文化信息流失。唐代几任皇帝对于佛道宗教的不同认知直接导致佛道文献的周期性毁灭。宋代理学发展很快，加之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出现了“宋四大书”等重要著作，其中“《文苑英华》1000卷，《太平广记》500卷，《太平御览》1000卷，《册府元龟》书1000卷”[3]。元代武力夺得天下，打击汉族知识分子，“八娼九儒十丐”，文化信息无法很好保存。明清都曾兴起过“文字狱”，文化信息保存备受影响，“即使称作盛世的乾隆时期，也曾烧书24次，毁灭13800余部”[4]。《四库全书》在编纂中，一方面大力收集文献，另一方面也对一些文献进行了不可逆转的销毁。其中，“全毁书2453种，抽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