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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 　　摘 要：文章采取主成分分析法拟合出我国的金融稳定指数，随后采用区制转移模型测度二者间的非线性依存机制，结果发现：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确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其中，在金融危机时期二者间并不存在显著的依存关系，而自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时期后，二者间的依存特性显著提升，并呈现出明显的协调发展态势。因此，政府和有关部门应继续坚持当前多重矛盾平衡治理的发展理念，在确保经济不失速下滑的同时维持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转。 　　关键词：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区制转移模型 　　作者简介：刘金全，男，经济学博士，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从事宏观经济计量分析领域内的相关研究；潘长春，男，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从事宏观经济计量分析领域内的相关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4-0045-06 　　引 言 　　自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开始进入系统性调整阶段。其中，有关如何统筹“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探讨已然成为当前经济金融工作领域内的重点议题。特别是发轫于2014年末的本轮资产价格巨幅波动再次表明：即便是在经济周期收缩阶段，金融风险依旧可以处于高位水平，值得我们给予充分重视。实际上，许多学者都曾对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间的钩稽关系进行研究，但却并未形成统一定论。具体而言，其研究进展主要有三，早期的研究认为：金融体系能够起到良好的资金融通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因此，随着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不断增强，其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King和Levine，1993）[1]。然而，许多学者对次贷危机时期附近的样本进行研究后发现，金融体系易在经济繁荣期时累积潜在金融风险，导致金融稳定性减弱；并在经济进入紧缩期后进行风险释放，从而使金融体系稳定性回归至理性区位，即二者间存在着反向依存关系。此外，近期还有部分学者发现：金融稳定与经济增长间的依存机制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而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则在于实体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间的错配 （万晓莉，2008；Liang和Alan，2012；邓创和徐曼，2014）[2][3][4]。 　　通过简要回顾以往的相关研究不难发现，尽管有关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影响机理的研究尚未形成统一定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二者间的作用关系绝非是简单的线性依存关系，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时变特性。有鉴于此，笔者将采取区制转移模型深入探究我国金融体系稳定性对经济增长影响的非线性特征，测度经济“新常态”时期下，金融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从而为未来一定时期内的金融风险治理与系统性紧缩风险防范提供相应的经验证据与对策建议。 　　一、中国金融体系稳定性指数的构建及其运行态势分析 　　一般而言，金融稳定包含金融机构稳定性与金融市场稳定性两个方面。首先，就金融机构稳定性的角度而言，银行体系作为金融机构资金融通的中枢系统，起到决定整个金融机构稳定性的关键作用 （刘金全等，2015a）[5]。而就金融市场稳定性的角度而言，其主要包括资本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两个测度 （张洪涛和段小茜，2006）[6]。因此，本文参照以往相关研究，选取能够代表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资本市场稳定性以及房地产市场稳定性的多项基础数据指标，采用标准化的主成分分析法进行数据拟合，进而获取我国样本期间内的金融稳定指数。 　　具体而言，选取银行体系资本充足率，存贷比，各项存款同比增长率，各项贷款同比增长率，坏账比率共5个指标反映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定性状况；选取上证指数对数收益率，上证A股市盈率，上证A股市值/GDP与沪深两市平均价差共4项指标反映我国资本市场稳定性状况；选取国房景气指数反映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性状况；最后，选取M2/GDP、外汇储备/GDP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共3个指标反映我国宏观金融稳定状况。基础指标共计13个。随后，利用金融稳定指数均值加上0.5倍标准差作为金融体系稳定性的风险预警线，样本期间为2004年1月至2015年12月，金融稳定指数的走势如图1所示： 　　图1刻画了我国金融稳定指数在样本期间内的走势，首先，需要对其拟合过程做三点说明，第一，由于不同指标存在量纲差异，因此为消除数据量纲对合成指数的影响，在此采用标准化的主成分法进行指标拟合；第二，由于不同指标示性方向不尽相同，因此，在进行主成分拟合前对所有指标进行了同向化处理，其中，合成指数取值越小，代表金融体系稳定性越强，反之则代表金融体系稳定性越弱；第三，在对主成分进行提取的过程中，采用累积方差贡献度达到85%作为基准，其中，前两大主成分的累积方差贡献度为91.28%，已超过基准水平，故在此采用前两大主成分对金融稳定指数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