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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禅学研究探析 　　摘要： 　　钱穆的一生，亲近过佛学经典、亲历过佛教修行、进行过禅学研究、参加过禅学争论、接受过禅宗大师影响，与佛与禅都有极大的因缘。在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的背景下，钱穆的禅学研究是以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为本位的。他指出，从佛教发展的角度来看，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台柱”；从佛教中国化的历程来看，禅宗堪称佛教史上的“宗教革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禅宗是中国历史“不可缺少的一环”；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之典型。在20世纪关于《坛经》及其作者的争论中，钱穆反驳了胡适的观点，并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考据在禅学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特别注意了禅宗思想中的“悟”与“修”的关系问题。 　　关键词：钱穆；禅宗；《坛经》；佛教中国化；悟后起修 　　中图分类号：B9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4-7387（2014）01-0104-07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字宾四。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我国“最后的国学大师”。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以治史学著称，然与佛学也并非无所关涉，只他有汤用彤这样一位挚友，就可谓已经结下大大的佛缘了。钱穆治佛学，以禅宗为最――最为上心，亦最为精到，特别是他对《坛经》和慧能思想的研究，更是带有了一份“温情与敬意”。或许是钱穆的史学和儒学成就太为显著，他的这份佛缘与禅缘却极容易被人忽略。 　　一、钱穆的佛缘与禅缘 　　钱穆一生，与佛结缘，这绝对不是牵强附会的说法。早在1918年，24岁的钱穆就开始接触佛经了。当时，他还在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教书，有一位名叫朱怀天的同事，盖因“丧母心伤”，所以常以“读佛学自解”，带来了六七种佛书，钱穆“就其桌上取来一一读之。尤爱读《六祖坛经》”，其自言“治佛学自此始”[1]，而其对禅学的偏爱，也从此始。 　　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对佛学，不仅停留在文字功夫上，更有一番“修习静坐”的经验，颇似“坐禅”境界。他曾回忆： 　　某一年之冬，七房桥二房一叔父辞世，声一先兄与余自梅村返家送敛。……余独一人去寝室卧床上静坐。忽闻堂上一火铳声，一时受惊，来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渐恢复知觉。……余之知有静坐佳境，实始此夕。念此后学坐，倘时得此境，岂不大佳。 　　经历了这次“佳境”之后，钱穆练习静坐“更勤”，并且与此相伴的开始看一些和理学、道家、佛家相关的书，“尤喜天台宗《小止观》”，更按照天台的止观法门“修行”了起来： 　　先用止法，一念起即加禁止，然余性躁，愈禁愈起，终不可止。乃改用观法，一念起，即反观自问，我从何忽来此念。如此作念，则前念不禁自止。但后念又生，我又即反观自问，我顷方作何念，来忽又来此念。如此念之，前念又止。初如浓云密蔽天日，后觉云渐淡渐薄，又似得轻风微吹，云在移动中，忽露天日。所谓前念已去，后念未来，瞬息间云开日朗，满心一片大光明呈现。纵不片刻，此景即逝，然即此片刻，全身得到大解放，快乐无比。[2] 　　通过这种“宗教体验”，钱穆也“益坚静坐之功”，虽然后来因为环境嘈杂，不适合静坐，钱穆逐渐的缩短了静坐的时间，但是这种坐禅的经验却是实实在在的，其对禅宗和天台宗的理解更深一层，对钱穆的禅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 　　待来到北大之后，钱穆更是认识了汤用彤和蒙文通。三人中，钱氏高明，汤氏沉潜，蒙氏恣肆，三人治学路径略同，观点接近，又交往甚密，故在北大学生中有“岁寒三友”之称。加上同样来自湖北黄冈的熊十力，四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学术之思想和问题。当时，熊十力与蒙文通经常就佛学问题互相驳难不可开交，而专治佛教史的汤用彤又“独默不语”，此情此景下，钱穆便成了“和事老”的角色，为他们两者进行缓冲。时间久了，即便钱穆不专治佛学，对于当时的佛学问题与不同观点的争论，也必不陌生。 　　钱穆与佛教寺院也极有缘分，每每遇到景美幽静之寺院，往往有流连忘返之感。而钱穆最为重要的著作――《国史大纲》，也有一大部分是在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完成的。那时，钱穆晨起远望诸山，餐后山下散步，其余时间“尽日在楼上写《史纲》，入夜则看《清史稿》数卷乃入睡”，周日则吟诵《陶渊明诗》一路去温泉，就连陈寅恪来到那里也曾感叹，“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3]钱穆对佛教寺院的亲切之情，可见一斑。 　　《国史大纲》完成以后，汤用彤曾劝钱穆今后“可旁治佛学，当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