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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恶性案件未成年人犯罪管控研究 　　摘 要：重大恶性案件中涉案未成年人犯罪行为频发，此类现象表明我国对重大恶性案件未成年人管理上失位，重大恶性案件给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降低了公民的安全感。因此，应当健全未成年犯罪的法律法规，保障管制与救济的顺利实施。 　　关键词：重大恶性案件；未成年人；管控；措施 　　一、前言 　　2015年10月18日湖南省邵东县三名少年玩耍时因感到饥饿，到学校小卖部偷东西吃，被守校的女教师发现，并劝说他们离开，刘某等三名少年担心她报警，临时起意酿成惨剧。刘某三人在对老师进行殴打后，用布堵住老师嘴巴，导致老师窒息死亡，并将老师手机及2000余元现金抢走。令人震惊的是，三名少年均未满十四岁，其中最大的十三岁，最小的仅仅才11岁。他们杀人后将老师的尸体藏在床下，且有分工，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们并没有逃跑，第二天一个去正常上学，另外两个去网吧游戏。这场惨案震惊了全中国，也让人们警醒起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孩子变得早熟，加之家长对其教育引导的不当，犯罪低龄化趋势日益加剧。《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见，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未满十四周岁少年儿童犯罪是不受刑罚处罚的，基于中国的现实，对于14岁之下的青少年犯罪，没有惩罚，矫治力度不到位，后期的教育也缺少相应的保障。另外一件值得注意的，几年前发生的10岁女童从15楼抛下男婴案件，除了家长赔钱，犯下严重罪行的青少年本人完全不用承担任何责任，据了解，该10岁涉案女童后期未接受相应矫治措施。上述案件的性质严峻，属于重大恶性案件，重大恶性案件不同于一般违法性案件，它们不断冲击着社会公众的底线，给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降低了公民的安全感。《北京规则》要求对少年犯一直实行“教育、感化、挽救”方针，监禁刑几乎不予适用，在我国主刑中非监禁刑罚只有管制刑，管制作为一种限制自由刑，不实行关押，不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只是对其人身自由予以一定程度的限制，犯罪人仍然与家人一起生活，与社会上保持正常的生活。[1]然而，在越来越多的未成年儿童实施重大恶性犯罪的境况下，我们在肯定对未成年人罪犯实施管制刑的同时，应当发现未成年犯罪的漏洞，健全法制法规，保障管制与救济的顺利实施，也应当区分其与一般性违法案件的性质及所采取的措施。 　　二、针对重大恶性案件以及涉案未成年管控的现状分析 　　（一）重大恶性案件未成年管制法律制度不健全。《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在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两部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缺少较为具体的细则，并且对于未成年犯罪的惩处措施力度不够。我国《刑法》第17条对青少年犯罪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可是我国还没有建构一套比较完备的针对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的法律制度，管制手段并不完善，没能充分发挥其在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的应有作用，法律并未针对未成年犯矫正教育进行系统性的规范，由此导致了许多未成年人在实施重大违法犯罪后既得不到符合大众价值期待的惩罚，也得不到相应的矫治，任其发展后果将很严重。[2] 　　（二）重大恶性行为冲击社会公众底线。对于未满十四周岁的少年儿童来说，因其心智并没有成熟到能够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即使是实施杀人、强奸、爆炸等重大恶性行为也不构成犯罪并且不受刑罚处罚的。法律规定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实施此类行为的少年儿童也不应当被称之为罪犯，那么，针对于罪犯而实施的管制措施也就无法完全在此类少年儿童身上适用。在社会大众的普遍期望与价值判断中，未满十四周岁少年儿童实施对于社会危害程度较为一般违法行为后不对其进行刑罚处罚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当前越来越多的少年儿童刻意利用自己未满十四岁的身份去实施例如群体伤害、杀人、强奸等重大恶性事件后却仍然不受任何处罚的情况持续不断的冲击着社会公众的底线，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罪行为的惩处措施与法律制度有待完善。 　　（三）滋长不良未成年人犯罪的行为。未成年人在心理、身体方面发育尚未成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法律观均未形成，《刑法》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减轻或从轻处罚无可厚非。但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受到电视网络媒体的影响等，未成年人早熟现象日益加剧，从刑法主观方面的角度分析，很多未成年人是明知自己行为的危害性和危害后果，却依然实施恶性的犯罪行为。更有甚者，钻法律的空子，刻意利用自己未满十四周岁的条件，把该项条款作为庇护伞，实施强奸、杀人等重大恶性行为，给被害人及被害人家属带来极大的痛苦和创伤，导致社会公众当中呼吁降低刑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