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及防范举措.docVIP

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及防范举措 　　摘要：文章引入社会燃烧理论，探讨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和防范措施：基于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特点，对项目建设中存在的易引发社会稳定风险的燃烧物质、助燃剂和点火温度进行分析；构建了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模型，并进行详细解释；从消除燃烧物质、控制助燃剂和降低点火温度三方面提出了防范措施。 　　关键词：重大工程项目；环境风险；社会稳定风险；演化；社会燃烧理论 　　中图分类号：X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3-0012-04 　　一、引言 　　近年来，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事故的密集发生使环境群体性事件在我国集中爆发。据统计，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增长。[1]随着当前公众对生活品质要求的提高，其对于???能引发环境风险的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越来越敏感，群体抵制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建设的行为时有发生。 　　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是指污染实际并未发生，但公众由于担心具有环境风险的重大工程项目上马后会对自身居住环境和身体健康带来影响而进行群体抵制的可能性，一般由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的建设引发，严重时会导致社会失稳。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集中表现为环境群体性事件，如2007年厦门PX事件、2009年广东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2012年启东排污事件和2014年茂名PX事件等。因此，探寻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从源头上防范社会稳定风险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学者们对重大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征地拆迁[2]和移民安置[3]等方面，而针对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研究却很少。除此之外，在对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进行研究时，比较常见的是采用系统脆弱性理论、[4]全寿命周期理论[5]和风险放大理论[6]等，从不同视角对社会稳定风险演化进行了探究，但就目前来看，很少有学者采用社会燃烧理论对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进行研究。社会燃烧理论是由牛文元院士提出来的，它界定了导致社会不稳定的三个必要条件，并解释了风险演化的整个过程，可以很好地分析社会从稳定状态到失稳状态的演化路径，为认识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因此，本文以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为研究对象，采用社会燃烧理论，对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演化机理和防范措施进行分析，以期探寻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产生的本质，以及从源头上控制社会稳定风险形成的措施。 　　二、 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的演化机理分析 　　（一）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社会稳定风险燃烧条件分析 　　社会燃烧理论来源于自然界的燃烧理论，牛文元院士认为社会界与自然界有异曲同工之处，自然界中的燃烧需要燃烧物质、助燃剂和点火温度这三个必备条件，社会界中的燃烧同样需要这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界燃烧与自然界燃烧不同的是：引起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因素是引发社会不稳定的燃烧物质；网络舆情、社会心理的放大和非法利益的驱使等因素是推动社会不稳定的助燃剂；突发事件的产生是致使社会不稳定的点火温度。[7]这三个条件解释了社会稳定风险形成的内在条件。 　　1.燃烧物质。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大都属于政府主导的公共项目，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之前，企业参与角色相对弱化，这一特性决定了矛盾基本产生于公众和政府两个利益方。因此，本文从公众和政府方面分别识别致使社会不稳定的燃烧物质集。 　　（1）公众方面。在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建设方面，公众处于被动地位。环境问题关系着公众的切身利益，所有的社会不稳定大都由公众不满而进行抵抗开始，因此，公众方面的社会不稳定诱因不可小觑。首先，当前公众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在民主思想的洗礼下，更加重视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当公众意识到由于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建设将使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时，对自身的保护意识会使其产生强烈的抵制心理。其次，公众对相关知识的缺乏造成公众对风险的高估。Paul Slovic[8]在知识的“缺失模型”中指出，公众普遍凭借主观感受和个人经验判断风险大小，相较于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专家从理性角度评估风险大小来说，可信度不高。除了知识缺乏外，Bennett P[9]等人认为公众的偏见等也会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差异。最后，公众以个人利益为导向的心理，使得其缺乏顾全大局的心态，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只顾自身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从而盲目抵制项目的建设。 　　（2）政府方面。在重大环境风险型工程项目建设方面，政府处于主动地位，致使社会不稳定的诱因多数来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