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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代科举对文学影响 　　[摘要]金代科举发展较成熟，实施时间较长，取士数量较大，民族歧视色彩不重，专门设有女真进士科，显示了民族文化融合的效应。它对文学产生过深广的影响：科举在金代文人生活中占重要地位，与各民族、各阶层的知识分子的出处、命运紧密相连，对其生存方式、生活特点、人生道路和心理状态有着明显的影响，丰富了作家的生活内容；科举的盛行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文坛涌现出一大批反映读书、应举、典试、登第和贡院生活等方方面面内容的诗、文；科举考试在金代中、后期成为文学思想变革的杠杆，文坛领袖们利用主文取士之机扭转创作中的不良习气，倡导健康文风，收到明显成效。但是作为文学发展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金代科举有双重意义，对文学既产生过积极、有利的作用，也带给它不少消极、有害的影响；既是文学繁荣的必要前提条件之一，又对文学发展有一定的滞碍作用。 　　[关键词]金代；科举；作家生活；创作题材；文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7)02―0050―06 　　 　　一、引言 　　 　　金代科举始设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十一月，最后一期开科的时间是哀宗正大七年(1230年)。金享国119年，其间科举制就实行了108年。金代科举的发展，经历了4个阶段。太宗朝为草创、形成期，历时12年。统治者在灭辽亡宋战争之际，为网罗人才以巩固其统治，根据需要而通过考试录用官员，初无定制，后陆续使这一做法从局部地区扩展推广到全境范围，从权宜变为定制，考试程序和科场规制也日趋复杂。因原辽与北宋士子所学不同而分南北选，考试内容各异。三年一试制和乡、府、省三级试之法也大体得以确定。当然，异质文化由碰撞到交融需要一个过程。女真人入主中土之初，虽取士授官以安抚地方之心甚切，但在科举实施中也有过失误，如《大金国志?太宗文烈皇帝纪》所载白水泊之试便是一例。熙宗以后，科举才走上顺利发展的道路。熙宗、海陵王两朝为完善、成熟期，历时25年。熙宗时，科目已较完备，有词赋、经义、策试、经童、律科等数种之多。海陵王时，仅保留词赋和律科，增设殿试(即御试，太宗时虽曾试行，但不久辄废)，合南北分选为一，制定贡举程式条理格法，使科举体制不断得以健全、稳定。世宗、章宗两朝是科举的繁荣、鼎盛时期，历时48年。此时金王朝奄有的北方中国基本上处于和平发展阶段，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建设也得到长足进展。大定年间增设女真进士科，又恢复了海陵王时被取消的经义科。明昌年间，又复经童科，创设制举、宏词两科，罢乡试，以府、省、御三级考试取士。这一时期，科举成为士子的主要入仕门径。“大定以还，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旧与乡里之彦，率由科举之选”(金元好问《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文士由科第跻身政坛，甚至位至宰辅者，间见迭出，接踵鱼贯。卫绍王、宣宗、哀宗三朝为科举的延续、衰落期，历时22年。卫绍王时，蒙古开始南侵。宣宗即位次年就迁都于汴。从此国运一蹶不振。科举考试中本来就存在着的种种弊病愈加明显，对社会、文化乃至文学创作产生的消极作用更为严重。最后一次开科取士后不到4年，金亡。 　　金代的科举制实行较早，始终未曾中断过，制度较完备、严密，录取的人数也较多，故对文人的影响更为显著。整个金代共开科43次，共取士约15000人，录取多至数百人的考试屡见不鲜，最多的一次为925人。辽立国70多年后才正式推行科举，从统和六年(988年)肇开科场至萧德妃德兴元年(1122年)，共举行过57次考试。虽开科次数多于金，但每次录取的人数很少，一般每科取士一、二人至数人或数十人，最多的一次是咸雍六年(1070年)，共138人，135年间共取士约2 600余人。元代虽于灭金后第4年举行“戊戌选试”，但由于不断受到统治集团内部一些人的反对，一直到80多年后才正式设科举取士，而且仅开科16次，每次取士十余人至数十人，最多百余人，左、右两榜共取士1139人。有元一代文官总人数中，科举出身的仅占4％，元代文人的入仕途径是为吏而不是应举。元代还有许多不利于汉族文士的规定，而金代基本没有这些问题。 　　金代科举在实施中，民族界限不严，民族歧视色彩亦较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文化融合的成熟程度。它虽“踵唐、宋旧制”(元王恽《大元蒙轩先生田公墓志铭》)而立，但多有创革。辽人的政治体制实行双轨制，生产、生活方式是“行国”体制与定居农耕体制并存，异质文化实际上始终未能达到契合、混溶的地步。这在其科举制上也有明显的反映，禁止契丹人应试而只许汉族文人参加，选派官员也不甚重视是否科举出身，就是典型的例子。元代不仅民族界限严而且民族歧视重，科举也分右榜(蒙古、色目)、左榜(汉人、南人)。金王朝是以女真族为主体的民族联合政权，汉族又是境内人数最多、文化水平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