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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压反腐态势下官员自杀内因分析与措施建设 　　摘要：近年来，高压反腐态势下自杀官员比以往年份明显增多，其中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且以中年为主；行政机关中县处级及以下官员是自杀高发群体，厅局级自杀官员人数比往年有所上升；官员自杀意图坚决，自杀地点以办公场所和住宅最多，多数人无言而终；官员自杀原因近一半在媒体报道中未提及。根据自杀的“扭力理论”，官员与公民的角色冲突、公共利益与特定组织利益的效忠冲突、公共权力的强大与官员个人相对剥夺感的弱势心理冲突，是官员自杀的三个主要扭力情景。解决官员自杀问题的关键，是确立官员伦理自主性。为此，应培养官员的行政人格，加强行政制度伦理建设，优化政治生态，为官员伦理自主性的确立提供精神主导、制度保障和环境支撑。 　　自杀是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文化人类学家兼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曾将自杀定义为“人们把任何由死者自己完成并知道会产生这种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1]8。自杀既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会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受到人们的关注。由于身份的敏感性及其所掌握权力的公共性，官员自杀更加引人注目。官员自杀不但会影响其自身的事业和家庭，还会损害党和政府形象，弱化党的执政能力。近年来，中国学界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角度对官员自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例如，钱周伟[2]从社会学角度通过对109个自杀官员样本进行分析，对官员自杀产生的社会根源、化解对策进行了研究；齐杏发[3]从政治学角度探讨了官员自杀原因；李志芳等[4]从心理学角度对官员自杀及预防与干预进行了探析。另外还有很多文章对官员自杀现象进行了形式多样的解读，但大多局限于事件本身。从官员本身伦理冲突的角度对官员自杀进行深度分析的文章还较少。实际上，官员自杀虽是其个人选择，但对公共利益和官员形象会造成不良影响。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之下，不管官方公布的官员自杀原因是什么，公众多将其与腐败联系起来。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2013―2015年81个自杀官员样本进行分析，总结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官员自杀的特点，探寻自杀官员的内在角色伦理冲突，并从培养官员伦理自主性方面给出相应的对策。 　　一、高压反腐态势下自杀官员的特点 　　2013―2015年是中共十八大后反腐处于高压态势下的3年，分析这3年的官员自杀数据及其特点有着重要意义。本文以2013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中国大陆境内（不含香港、澳门）媒体公开报道的官员自杀事件为样本，将“官员”定义为国家各级行政机关或事业单位中的副科级（含）以上的行政干部。选取百度、谷歌等搜索引擎对官员自杀关键词，如“官员+自杀”“干部+自杀”“处长+自杀”“科长+自杀”等进行搜索，对自杀事件的报道按照时间顺序整理，用SPSS软件建立数据库，录入自杀官员的信息，包括姓名、性别、自杀年龄、行政级别、单位性质、自杀时间、自杀方式、自杀原因、自杀地点、是否留有遗书等，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分析，发现这一时期官员自杀呈现以下特点。 　　1.自杀官员比以往年份增多，男性远远多于女性，以中年为主 　　对所得到的资料进行统计分析可知，2013年媒体报道自杀官员为11人，2014年为40人，2015年为30人。在高压反腐态势下，官员自杀人数在2014年达到一个高峰，这3年官员自杀人数是2010―2012年的1.4倍，相当于过去5年官员自杀人数的总和。（1）从性别上看，男性自杀官员有77人，占95.1%；女性自杀官员有4人，占4.9%。这与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统计结果――中国女性自杀率明显高于男性的特点有极大反差。[5]（2）从自杀年龄上看，49～60岁是自杀高发年龄，也就是说以中年居多。这也与医学界的统计结果――中国自杀者中农村老年人和青少年较多，城市男性较少――不相符。[6]根据这些特征可以推测，在政治体制内部可能有某种内在冲突和压力，导致了官员群体自杀与普通人群自杀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3] 　　2.行政机关中县处级及以下官员是自杀高发群体，厅局级自杀官员人数比往年有所上升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将自杀官员的职务级别分为乡镇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单位性质分为行政机关干部、事业单位干部或其他。从资料统计中可以看出，2013―2015年自杀官员共有81人，其中省部级官员为3人，占38%；乡镇科级官员为22人，占28.2%；县处级官员为27人，占34.6%；厅局级官员为26人，占33.4%（见表1）。与以往研究资料相比，厅局级自杀官员人数比重有所上升。在?挝恍灾噬希?除了有4例没有明确报道外，有68人属于行政机关，占84%；有11人属于事业单位，占11%。 　　3.官员自杀意图坚决，自杀地点以办公场所和住宅最多，大多数人无言而终 　　从资料可看出，有9人未提及自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