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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传习录》 　　本文以《传习录》的阅读为基础，试图对阳明的“心”“物”“理”“知”等概念做出界定和梳理。并通过对这些概念的梳理，阐述笔者对阳明学中“心即理”“心外无物”“致良知”等理论的理解。基于此，笔者认为，阳明所说的“心”实际上是指道德至善本体，是一个“本心”。 　　一、心即理 　　《传习录》中第一次提到“心”与“理”的关系的是徐爱所录的一段问答。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w，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朱子在《大学》中认为，“知止而后有定”是“定”于理，是要求行为遵循或不违反事物的定理。因此，“知止”就要求穷尽事事物物的定理。徐爱因发觉朱子的解释与老师的不同而发问。阳明认为，《大学》中的“知止”是“止于至善”。朱子在解释此句时也是说：“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而“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完全远离了朱子求“至善”的本来意义。阳明在这里把所要“止”的“定理”重新还原为“至善”，将“至善”重新作为一个道德法则、原则来对待。那么，这个“至善”的道德原则来自哪里，如何去把握呢？阳明认为，具体事物的规则与道德法规中的“至善”相去甚远，具体规则不可以作为道德原则的根据。道德原则的基础不能向外求，得向赋予事物道德秩序的行动者内部去寻求。因此，阳明提出“至善是心之本体”，即道德的至善是以人心作为本体根据的，作为本体的至善之心也从未离开过日常的事物。只是要证得至善之心，需要克尽人欲之私，“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方可得见。 　　但阳明只向人的内心去寻求“至善”，难免会忽略对外界事物的考察。故而，徐爱觉得犹有忧疑。对于弟子的疑问，阳明认为“心即理”，即天下没有不在“心”内的事、理。现代人听到阳明这一说法，会感觉与我们所了解的基本物理常识相违背。而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能用现代人对“心”“物”“理”的看法来理解阳明“心即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理”的内涵。 　　徐爱也是因并不能完全理解“心即理”的说法，于是进一步请教。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在阳明看来，“理”就是伦理行为应该遵守的道德法则，道德法则并不能于心外寻求。此处的“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血肉之心、身之主宰或认知之心，而是指道德本体、道德本心。此“心”作为至善本体是一个先验的“心”，即除了“至善”这一本质规定性以外，“心”不再具有其他任何内容，也不需要再解释“心”存在的原因。否则，此“心”便不能作为道德法则的内部规定性而存在。像事父、事君、交友、治民等具体事项，其中肯定也“有许多理在”，但问题是，这些“理”的最终依据应该去何处寻求。阳明认为，这些事项的“理”，肯定不在道德行为的对象上，即忠的道德原则不存在于君主身上，孝不存在于父母身上，信和仁也不存在于朋友和他人身上。若“理”的根据不能外求，就只能去行为的主体内部去寻求。阳明预设了道德本心作为道德原则的存在基础，这就是“心即理”的哲学内涵。只是，要使本心之“至善”发用流行，需要去除“私欲之蔽”，以“纯乎天理之心”发用到道德活动中，活动本身就能体现出“至善”。但是这些“理”，是指事君、事父等的道德规范，而不包括山川星月等的客观物理规则。 　　以“理”作为道德规范，说“心即理”，并不难理解。但人在具体的实践活动时，还要讲求一定的条理、仪节。尤其对儒家来说，“儒家文化的特点之一是伦理原则与礼仪活动的高度融合。”一方面，人本真的情感要通过礼仪合理的表露，另一方面，对礼仪具体内容的规定要同真实的人性相符合，即礼仪具有道德规范的意义。那么，起着道德规范作用的礼仪、礼节，难道也能在“心”上寻求吗？阳明认为，“心”也是这些礼仪的基础和来源。 　　爱曰：“……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去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