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策目标的反垄断法豁免标准-北大法宝.docVIP

【法宝引证码】 CLI.A.0102331? 原文链接： HYPERLINK /art/aeeb6f8d3c6f47e7f201f8fc51966a12bdfb.html \t _blank /art/aeeb6f8d3c6f47e7f201f8fc51966a12bdfb.html 社会政策目标的反垄断法豁免标准 　【摘要】反垄断法的实施面临多种利益冲突，包括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冲突。现代反垄断法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也应兼顾环境保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等社会政策目标。豁免制度是解决利益冲突的主要手段之一。反垄断法主要通过效率抗辩与附属限制理论两条路径来解决社会政策目标的豁免问题。效率抗辩主要适用于能够直接带来经济效率或可以转化为经济效率的社会政策目标豁免；那些难以或不能转化为经济效率的社会政策目标，可以借助附属限制理论寻求豁免。反垄断法豁免制度的分析框架，由此可概括为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两种。我国反垄断法中的垄断协议豁免制度，混淆了经济性利益与非经济性利益的区分，统一适用效率抗辩的分析思路，不利于社会政策目标的实现。相比之下，经营者集中豁免制度对此作了区分，但规定的社会公共利益豁免条件又过于宽松。 　【关键词】社会政策目标；反垄断法豁免制度；效率抗辩；附属限制理论 　　一、社会政策目标的反垄断法地位 　　（一）反垄断法实施中的社会政策目标 　　一个广受认可的观点是，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政策，以维护竞争为己任，而竞争代表的是一种经济效率，所以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主要是经济效率。人们似乎不愿在反垄断法上考虑更多的非经济性问题。波斯纳就认为，“没有任何理由用反托拉斯法来达到与效率无关甚或对立的目标，比如促进小企业群体的发展，这是一个无论有什么内在价值都不能在反托拉斯的原则和程序框架下实现的目标”；“反托拉斯法的唯一目标应当是促进经济学意义上的效率”。[1]这种担忧的理由在于，考虑非经济因素不仅可能牺牲效率，也会增加反垄断法实施的不一致性和不确定性。 　　对非经济因素持谨慎态度本身没有问题，但如果过分强调效率，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效率的界限在哪里？那些难以包含在效率之中的公共利益，如社会层面的环境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等价值，是否必然被排斥在反垄断法制度之外？突出例子是，企业间基于自我规制而达成的有助于实现特定社会政策目标的协议，如果产生了限制竞争效果，在竞争法上应如何对待？有学者就担心，过于强调经济效率的竞争法，可能会阻碍企业通过协议来履行社会责任，[2]也可能不利于企业间通过环境协议来解决环境问题，[3]或影响文化多样性的有效保护。[4] 　　事实上，不以非经济性价值为目标，不意味着反垄断法的实施完全不用考虑其他社会政策目标。多年来，不论经济学界、法学界，还是理论界与实务界，一直争论着非经济性目标在反垄断法实施中的地位。即便在美国，经济效率主导着反托拉斯法的实施，也有关于反托拉斯法非经济目标的争论。[5]反垄断法的实施之所以应当考虑社会政策目标，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不同政策目标之间发生冲突是常见的法律现象，在解决冲突时，很难说哪种目标是当然可牺牲的。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反垄断法实施中，不仅经济效率内部会涉及不同种类效率之间的权衡，经济效率与其他社会政策目标之间的价值取舍也变得十分普遍。主要原因是，各种经济的或非经济的公共利益都需要法律保护，而不同法律制度在实现这些目标上可能存在冲突。在发生冲突的场合，固然可以依据目标的等级来决定价值取舍，但这更多是一种理论上的解说，现实中很难给不同的目标确立等级。有学者就指出，在反垄断法的实施中，判断哪个目标更重要非常困难。竞争法的目标本身就充满矛盾，例如，图书行业的转售价格维持，从经济效率角度看限制了竞争，从社会利益角度看却保护了文化多样性，我们很难说哪个更加重要。[6]我们只能说，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是经济效率，但其他社会政策也有自身目标，在这些社会政策内部，经济效率就未必是主导性的。 　　第二，反垄断法不是孤立的法律制度，其实施必须置于一国法律体系的整体之中进行考察，必须注重法律制度之间的协调与整合效果。在反垄断法上，我们也许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理由要求牺牲经济效率来保护环境或文化的多样性，但在环境法和文化保护法上，牺牲环境利益、文化多样性来促进经济效率同样是没有道理的。这是一种执法中常见的悖论。现实中，如果追求不同目标的法由不同的机构来执行，它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往往很简单：执行反垄断法的机构只考虑经济效率，执行其他法的机构只考虑相应的社会政策目标。这种做法直截了当，但没有考虑到一国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性，没有关注到不同法律制度整合的需要，实际上回避了问题。如果不同法律制度在各自的价值目标指导下“各自为政”，法律制度间的相互抵牾就不可避免，这会削弱法律制度实施的整体效果。假设环境保护法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