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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国家与社会防疫研究 　　摘 要：宣统三年，东北地区爆发了一场大规模长时段的鼠疫灾难，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清政府为了尽快控制疫情，在财政上给予大量支持，并设立防疫机构，颁布系统的防疫法规，同时重视借助国际力量。而疫区民众也展开募捐，摒弃陋习，响应政府，与多国建立了防疫联系。在防疫过程中，社会行为与中央政策既有同步配合，也有脱节冲突，此次防疫是对晚清国家和社会的一次严峻考验，反之也加速了晚清国家和社会的近代化步伐。 　　关键词：晚清；东北鼠疫；防疫；中央与地方；近代化 　　1910年至1911年间发生在中国东北数省区，甚至波及关内部分地区的大规模鼠疫，不仅疫情延续时间长达半年，并且对东北人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创伤。因此与这场瘟疫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关注，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不少阶段性的成果，笔者旨在借鉴已有研究内容的基础上，立足于防疫，在系统记述这次疫情的前因后果之余，探讨这场爆发在特殊时期特殊地区的灾难，对晚清国家与社会的裨益之处，以及对于当代防疫工作的借鉴意义。 　　1 宣统年间东北鼠疫概况 　　20世纪初年，旱獭在世界市场上十分畅销，一时之间市场需求量大增，旱獭皮的价格猛涨，各国商人及部分官员受经济利益的驱使恣意招募华工，疯狂捕杀旱獭。与此同时，中国境内有大量劳工北上闯关东，其中很多人在毫无狩猎经验的情况下直接加入了猎獭的队伍。在巨大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一些猎人连染病的旱獭也不放过，并且将其剥皮后煮熟充饥，人类一旦食用染病獭肉必然会感染鼠疫。生活在西伯利亚深山丛林中的旱獭正常情况下即便染病也不会危害到人类，这次鼠疫灾难完全是由于人类的贪婪打破了自然界正常的循环圈，进入了鼠间鼠疫的传播链而产生的。 　　据记载，关于此次鼠疫的源发地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当时的俄国境内是有争论的，虽然俄国方面不承认，但是有证据证明此次疫病的疫源地应该在俄国境内。当时的俄国为了本国国境以内的防疫保护，将有染疫嫌疑的中国人驱逐出境，随着疑似染疫人员的回国，鼠疫在中国东北传播开来，1910年10月25日首先发现死于鼠疫的患者就是从俄国刚刚回国的工人。1910年11月8日，病情就传播到了北满中心哈尔滨，不久即遍布东北平原，甚至波及河北、山东等地，沿着交通沿线迅速向内地蔓延，据了解，仅东北地区的死亡人数就达到了五万余人，由于鼠疫传播迅速，而每日的患病情况又无法及时准确地通知到各级官员，清政府来不及计划详细的防疫方针，被迫只能盲目采取大规模的封锁政策，下令停止铁路运输、水上交通以及城乡内外的交通运输，而交通的瘫痪直接影响到了人民的经济生活，大批劳工生计困难，原本应当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只能留守在家中，一些漂泊在外期待归家的人反而不能回。直隶、山东等省在东三省谋衣谋食的劳工因火车停载，各处封锁交通，被截滞者“记数三十余万，嗷嗷哀鸿沿布火车线内千有余里”， 其惨状难以描述。 　　疫情来势凶猛，传播迅速，仅月余的时间就从中俄边境蔓延到了北满中心哈尔滨，在这样短的时间内，无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地方政府都无法及时给出合理的反应，各个阶层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可怕灾难打得措手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人人自危，使清廷本来就岌岌可危的统治显得更加动荡不安。 　　2 国家防疫行为及其实际效用 　　疫情爆发之初，防疫经费由政府直接划拨，但是中央财力有限，划拨程序繁琐，各地方开始直接截留经费，后期中央财力严重不支，关税又因疫几乎无税可收，疫区政府开始向中外银行筹借防疫费。为了能够尽快地控制住疫情，清廷立即在东北各省建立了各级防疫机关，由伍连德任总指挥，统管东北各省防疫事宜。吉林防疫总局就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于1911年1月26日正式成立，至1911年4月19日废止，总部设在长春，由东三省总督锡良、吉林巡抚部院陈昭常和吉林省民政司韩使司负责总局的全面工作。但是在此过程中，官员玩忽职守、为了保住自身官位而隐瞒不报，导致疫情延误的情况时有发生，清廷当时对官员的惩办力度很大，这也为我们今天的防疫工作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 　　此外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了具有近代意义的防疫法规。首先是《吉林防疫总局章程》，于宣统三年正月颁布，确立了总局的监督地位和最终决定权。其次是《检疫细则》，一共36条，五大方面内容，还有10条《消毒细则》。在众多防疫法规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民政部拟定的《防疫章程》，堪称中国近代第一部全国性防疫法规。它由清中央民政部拟定，下发通行各省。?章程的诞生源于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奏折，直接理论来源是各省防疫工作的实际经验，间接理论来源是当时日本和西方的防疫成法。然而，由于清王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已经濒临崩溃，即使有了这样统一详细的防疫法规，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难以发挥其作用，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清末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