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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背影谈审美价值与历史语境 　　针对本人发在《语文建设》2010年第6期上的《的美学问题》，丁启阵先生在博客里发文表示“我赞成把朱自清《背影》从语文课本中删去”。丁先生的观点引起的反响强烈。不过，绝大多数读者都反对丁先生的看法，表示对《背影》的肯定和欣赏。我感到，有必要通过这次讨论来澄清一些基本的美学原则。 　　古希腊人把感性的和情感的学问与理性的实用性学问相对，这就是后来英语中的“美学”(aesthetics)一词。18世纪的德国启蒙思想家鲍姆嘉通(Baumgarten，1714-1762)把美学确立为一种独立的学科，是日本人把这个词翻译成“美学”。“美学”概念的提出，对于人类精神生活来说有重大意义，这就是说，人并不是只有一种实用的、理性的价值，不实用的、非理性的情感同样具有价值。这个学说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中明确为与真的科学价值、善的实用价值并立的情感的、超越实用的、非理性的美的价值。审美情感价值独立的学说，后来经过克罗齐的发展，成为美学史的基本范畴。在中国，经过朱光潜、宗白华先生的创造性的翻译和阐释，“审美价值”已经成了文学创作和评论的基本准则。 　　丁先生对我的指责，并没有提出任何学理根据，其话语大体限于经验和感觉：违反了交通规则，就是犯罪(其实，违反交通规则，如果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不能构成犯罪，应属于“违规”)，就谈不上情感的美。其潜在的理论预设就是情感谈不上独立的价值。对于情感和理性，我的文章明明说是“错位”，既不是统一的，也不是绝对矛盾的。丁先生粗心大意，把“错位”看成了“简单对立”，严峻地指出：“孙教授把“情”与‘理’简单对立起来的审美观，是错误的，更是危险的。”他的理念，其实就是理性和情感是没有矛盾的，绝对统一的，或者说是唯实用理性论，而我的理论基础则是实用理性价值与情感审美价值“错位”论。也许我分析《背影》时没有写得十分清楚，这是我不能不感到抱歉的。这里借用朱光潜先生的《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实用的、科学的、美感的》来作些说明： 　　比如园里那一棵古松……假如你是一位木商，我是一位植物学家，另外一位朋友是画家，三人同时来看这棵古松。我们三人可以说同时都“知觉”到这一棵树，可是三人所“知觉”到的却是三种不同的东西。你脱离不了你的木商的心习。你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做某事用值几多钱的木料。我也脱离不了我的植物学家的心习，我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叶为针状、果为球状、四季常青的显花植物。我们的朋友――画家――什么事都不管，只管审美，他所知觉到的只是一棵苍翠劲拔的古树。我们三人的反应态度也不一致。你心里盘算它是宜于架屋或是制器，思量怎样去买它，砍它，运它。我把它归到某类某科里去，注意它和其他松树的异点，思量它何以活得这样老。我们的朋友却不这样东想西想，他只在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的苍翠的颜色，它的盘屈如龙蛇的线纹以及它的昂然高举、不受屈挠的气概。 　　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请允许我把朱光潜先生所说的古松置换成朱自清的父亲。如果以铁路警察的目光去看，只能是“违反交通规则”。警察是理性的，对他不能讲感情，他有权对之进行教育甚至处罚。但是，《背影》的叙述者是这个老人的儿子，他对他有着深厚的感情。他看到的就和警察迥然不同，那就是忘却了交通规则一心为儿子尽一分心的老父亲。网友之所以反对丁先生，原因就在于作者和读者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是一篇抒情散文，光凭直觉，并不需要什么理论，就能追随着为人子者的心灵，和朱自清一起为父亲的艰难攀爬所感动。而丁先生的观感之所以与众不同，可能他是带着交通警察式的理性，从中只看出了交通违章的信息。 　　鲁迅说过，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这就是说，阅读者所读到的往往是自己的核心观念。这种阅读心理的封闭性，是人性的局限，连毛泽东也不例外，他只能从《红楼梦》中看到阶级斗争。在阅读过程中，对心理封闭性没有警惕的读者看到的，往往不完全是作品，而是读者自己的心灵中最为关切、认同的观念。丁先生厌弃《背影》，说明他阅读抒情散文，却缺乏对于情感的关注，或者说缺乏审美价值的自觉。这就导致了价值的混淆。而这种混淆在阅读中普遍存在，原因在于，审美情感和实用理性不同，那就是它的非实用性，或非功利性。功利性有着人类生存需求的自发优势，因而非功利的审美很容易被抑制。审美价值超越实用理性的理论，也源自康德的学说。 　　从功利的意义上来看，父亲爬月台的举动完全是不实用的，让儿子去买不是更有效率吗?但正是因为不实用才能充分表现他的感情达到忘却自身安全的程度。而丁先生则不以为然：“一个父亲，可以令儿子感动的行为方式实在是太多了，绝不限于违反交通规则去买橘子一种。比如说，他可以绕远道、上下台阶去买橘子，然后累得心脏病差点发作。”这样的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