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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艺术精神之与谐及启示 　　摘要：运用文献分析方法，挖掘先秦艺术精神的“和谐”价值。认为先秦艺术在天人关系的框架下，立足以人为本，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促成人的内心和谐，进而所形成天人和谐、为政和谐、为人和谐等“和谐”思想。它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先秦时期；艺术精神；和谐；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J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8)03－0156－03 　　 　　“和谐”是中华民族对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刻体悟，更是对中华文化内涵的精辟诠释。从一定意义来说，中国文化是“艺术的文化”，其拥有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和谐”是始终贯穿于其中的艺术精神。追本逐源，先秦艺术是中国艺术的源头，许多学者从人性、审美、社会价值等方面发掘出大量的艺术火花。本文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和谐”这个当代社会主题出发，挖掘先秦艺术精神的“和谐”价值，试图为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需要的艺术文化精神找到原生的土壤。 　　 　　一、先秦艺术精神素描 　　 　　原始社会，先民们已经通过艺术反映生产、生活情况，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甚至将艺术视为自身与天地自然相通的方式。据《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记载：“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当时，先民试图利用舞蹈艺术驱散湿气，舒展筋骨，战胜人类的疾病痛苦。这是中国艺术的萌芽和中国艺术精神的胚胎。原始艺术在社会生产方面也有着重要价值。当时先民借助“乐器”求雨，试图与自然交流，赋予音乐以巫术的功能；通过歌、舞、乐来向天地自然神灵祷告，其中所体现出的精神价值也正是民族文化心理的基础。 　　从夏朝开始打破了民主推选的“禅让”制度，经夏商两代的积累，在周统治时期宗法制度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礼仪”以及与之相配合的“乐”的制度在社会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史称“制礼作乐”。但是，在上古社会“乐”先于“礼”而出现。在夏朝，就有用乐舞《大夏》来歌颂大禹治水故事。商代以乐舞《桑林》为代表作，歌颂商汤伐桀的功德；并以其祭祀先王和上天，用于“桑林”之祭。通过这种对于先王功德的颂扬与上天的祭祀活动，使得艺术成为了人们进献、事奉、娱乐并进行人神交流的重要方式。西周时期，乐与礼相结合，作为管理国家秩序的规范。周礼规定，不同等级之人在相应的政治和生活场合所享用的礼节和音乐是不同的，不能随意改变。当时的乐舞行列用“佾”来表示，“佾”解释为八人的行列，《左传?隐公五年》有载：“九月，考仲子之宫，将《万》焉。公问羽数于众种。对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节八音而行八风，故自八以下。’公从之，于是初献六羽、始用六佾也。”由此可见，周天子把艺术视为政治统治的一种基本策略。同时，艺术的审美价值也在这一时代得到了发展，夏、商、周时期的人们重视和谐的美感，强调“律和声”、“神人以和”。考古学家发现，在夏、商、周大量的青铜器上，可以看到各种对立统一的图案，用自然生灵与人之间的复合象征来表现“和谐”的内涵。各种象征图案，将自然与人、天地与君王相联系，以禽兽为象征用于护佑天下，使中国文化中艺术精神进一步得到了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纷争，“礼崩乐坏”。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雅乐”在制度化和教化宣导方面的功能过分强调下，失去了生机，从而使得一些生动的民间音乐形式受到重视。这就是《诗经》形成的社会基础与历史必然性。早在周朝，每年周天子都要定时派专人前往各诸侯国查看民众的生活。《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出牖户而知天下。’”从歌谣中了解百姓的生活和思想状况，也正是周朝统治者从艺术中得到的治国智慧。之后，孔子整理和编纂《诗经》，形成了风、雅、颂三种类型的音乐，在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不学诗、无以言”的倡导之下，艺术不断以其人文精神体现出塑造和谐人格的巨大力量。先秦时期，道家也对艺术精神作了积极的探索。《庄子》一书所向往的人生境界中蕴含着深刻的艺术精神。《庄子?天地》有载：“夫道，渊乎其居也，渗乎其清也。金石不得无以鸣。……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体现出道家对自然和谐之美的艺术精神之崇尚。庄子还将技术与人的生存直接联系起来，赋予技术以艺术审美意义，同时用艺术精神统领技术的发展，提倡技术的最高境界是由技人道的审美生存。 　　 　　二、先秦艺术精神中的“和谐”思想 　　 　　从先秦时期的艺术文化中可以挖掘出丰富的艺术精神精华与“和谐”思想： 　　第一，天人和谐。原始先民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开始思考自然，认为人与天地自然是一体的，他们敬畏、崇拜自然，视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