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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困境与政策创新我国学位授权政策改革研究 　　摘要：由于受到特定政策环境的影响，我国施行的是国家学位制度，学位授权政策具有高度集权的特点，这种制度安排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业已成为影响我国学位教育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阻碍。我国学位授权政策有必要进行改革，施行学校学位制度。 　　关键词：学位授权政策；国家学位；学校学位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0)01-0061-05 　　 　　政策作为正式的制度规范，对人们的行为有规制和导向作用，政策一旦确定，就为人们提供了获利的空间与路径，人们依此决定其行为的模式与方向。在社会生活中，人们的行为都有其政策根源，在不同的政策安排下，人们有不同的应对策略与行为方式，并因此带来不同的政策效应。学位授权是学位教育工作的“触发装置”，我国学位教育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都可以从现行学位授权政策安排中找到答案。因此，对我国学位授权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和考察，分析其政策特性，揭示其运行机理，关注其政策效应并提出合理化的政策改革建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我国学位授权政策特性与运行机理分析 　　 　　制度经济学指出，任何一项制度的出台都要受到其制度环境的掣肘和影响，制度环境赋予具体制度安排以“个性特征”与相应禀赋，并作为一种“先在”的因素规范着制度的走向与价值取舍。按照平乔维奇(Pejovich Svetozar)的理解，制度环境“与游戏规则有关”，制度安排则是“在制度结构之内进行的社会相互作用”，是指游戏本身，也是有规则的，但它的性质、范围、进程都为制度环境这一相对基本的“游戏规则”所决定…。在影响学位授权政策生成的制度环境因素中，政治体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教育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存在着“直接同一性”关系，即一定的教育制度只能与某一政治制度相适应。这种适应属于一种“硬适应”，而不是“软适应”。就我们国家来说，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施行政治上的中央集权管理体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按照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需要出发对高等教育进行了管理体制与办学机制的一系列改革，将高等教育置于政府部门的严格管理之下。以至于成为政府机构的附属机构。 　　集权制政治制度环境赋予我国学位授权政策以相应的特性，因为学位教育的特殊性，政治环境对其的影响甚至更为深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颁布以前，我国学位教育在政治上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乃至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产物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重灾区”，文革1O年甚至停止了研究生招生培养工作。那一时期，学位培养单位是政府部门指定的结果，因为缺乏一套有效的学位授权操作规程，政府部门可以随意变更相关政策，为实践证明有效的学位教育政策得不到持续有效地贯彻执行。20世纪80年代初期施行改革开放政策后，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学位教育工作的无序状态，自此步入了健康有序发展轨道。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也是在国家推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准确而言，它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一揽子”工程的一个“子项目”纳入到改革进程中来的。从改革的时序安排来看，它是后发的；在改革的范围与力度上，它是受国家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所制约的。一言以蔽之，这也是政策环境变化的产物。总之，我国的学位授权政策具有鲜明的环境性特征，受其影响，政策特性与运行机制呈现为以下特点： 　　首先，国家价值居于优势地位，学术的价值以及从事学位教育个体的价值式微。长期以来，在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我们习惯于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利益完全一致这一假设出发来考虑政策问题，而且在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不惜牺牲集体和个人的利益以保证国家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一条明确指出颁布学位条例的宗旨在于“为了促进我国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可见，我国学位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国家本位的，其最终目的在于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保证上述价值目标的达成，我国施行的是国家学位制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负责行使国家对学位教育的管理权限。我国学位授权各项工作均是遵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制定的文件进行的，“我定规矩我就赢”――国家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关照已通过政策得到了体现和保证。每次学位授权标准的制定、申报评审时间的选择、学科专业重点的倾斜、部门利益的照顾等等，都事先在文件中进行了规定，学科评审专家只是在政策划定的框架内行使自己的职权。骆四铭博士对此有清晰地洞察，他认为：“行政权力通过起草文件和复审发挥着重要作用，文件的原则和标准首先划定了可供专家学者咨询选择的范围，学科评议组只在有限的框架内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