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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波动与最优城镇化水平与速度研究お 　　摘要 城镇化对经济波动具有重要影响，过快和过慢均不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我国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关键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科学控制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以宏观经济稳定为目标，确定最优城镇化规则，诊断当前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可为落实新型城镇化，稳定宏观经济提供决策参考。本文建立了附加城镇化变量的后顾型宏观经济模型，利用最优控制理论求解基于宏观经济波动最小化的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决定规则，实证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城镇化速度主要对宏观总需求产生影响，而土地城镇化速度既影响总需求也影响总供给；最优城镇化速度规则对总产出缺口负反馈，对通胀缺口正反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模拟了1990-2013年间最优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水平以及相应的总产出和通胀波动情况，模拟结果显示：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具有逆经济周期的特征，为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经济过度繁荣时城镇化应减速，经济衰退时应加速城镇化，我国历史上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最优城镇化水平和速度规则会小幅度降低城镇化进程和总产出的平滑性，但会大幅度抑制通胀波动，总体来看使总福利损失下降约三分之一；当前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超前速度过快，土地城镇化水平偏低速度过慢。建议“十三五”期间，政府应该根据宏观经济波动情况适当控制人口城镇化速度，加快推进土地城镇化，提高土地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同时应制定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促进最优城镇化规则发挥其降低宏观经济波动功能。 　　关键词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最优速度；经济波动；福利损失 　　中图分类号F299.2；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6）03-0145-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03018 　　城镇化是人口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的历史过程。改革开放后，我国城镇化进程大大加快，快速的城镇化为经济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推力，但近年来，高速城镇化的弊端也日益凸显，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粗放低效利用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严峻挑战。为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其核心要求之一是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这意味着政府必须科学把控城镇化速度，使城镇化处于合理水平。国内外城镇化发展历程表明，城镇化既不能太慢也不能过快，太慢会导致内需不足无法满足经济稳定增长的要求，速度过快短期内虽然能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但长期看在资源和环境的刚性约束下经济增长难以为继，势必导致更剧烈的经济波动。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是高是低？城镇化速度是快是慢？准确回答这些问题对理解和落实新型城镇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1文献综述 　　国内外，一些学者判断城镇化水平和速度的合理性一般以城镇化与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在国外， Berry[1]考察各国城镇化进程发现城镇化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强的正相关性。Northam[2]在研究美国和英国城镇化历程过程中，提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满足“S型曲线”规律的著名论断。Henderson[3]和Timmins[4]发现一些中心城市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呈现阶段性的“倒U型”曲线关系。Poelhekke[5]和 Fox[6]发现非洲和拉美地区的城镇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阶段性的“U型”曲线关系。如果说“S型曲线规律”描述的是城镇化与经济的长期增长关系，那么阶段性的“倒U型”和“U型”曲线则分别关注了“过度城镇化”和“虚拟城镇化”与经济的短期波动关系。在国内，一些学者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证明城镇化与总供给和总需求存在正向相互影响，并据此得出应加快推进城镇化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孙祁祥等[7]整理了国内外城镇化与宏观经济关系的文献，并分析城镇化正向和负向作用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借助城镇化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蒋冠和霍强[8]强调城镇化会通过消费升级和投资拉动机制增加总需求，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计量分析发现我国人口城镇化与总产出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且互为因果。朱孔来等[9]构建了城镇化与总产出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变模型，分析结论表明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维持7.1%的经济增长。以上三篇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城镇化对宏观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有重要影响，但是笔者认为并不能据此就得出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加快城镇化进程的政策建议，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不仅需要关注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需要重视其经济波动效应，否则虽然加速推进城镇化长期看促进了宏观经济增长，但“过度城镇化”和“虚假城镇化”也很可能将经济推入“倒U型”和“U型”的剧烈震荡区域，从而导致社会福利损失严重。因此，掌控城镇化进程节奏必须考虑经济波动因素。实际上，一些关于对城镇化速度适宜性进行诊断的文献也强调经济稳定对最优城镇化速度的影响：周一星[10]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