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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机关应积极构建刑事与解制度 　　摘 要：刑事和解作为我国刑事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逐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对于这种法律规制不足却又充满实践活力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我们既不能以缺乏法律依据为由简单否定，也不能任其自由发展，而应当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规制，使其充分发挥解决纠纷的功能。 　　关键词：刑事和解;加害人;被害人;调解 　　 　　刑事和解是一种以协商合作形式恢复原有秩序的案件解决方式，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形式与被加害人达成和解后，是国家专门机关对加害人不追究刑事责任、免除处罚或者从轻处罚的一种制度。[1] 　　 　　一、刑事和解制度的起源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刑事法学的创举，始于上个世纪70年代加拿大安大略省基秦拿县的一次“被害人―加害人”和解尝试方案。当时，基秦拿县的一名年轻缓刑官员说服法官让两名被判处破坏艺术作品犯罪的年轻人同所有的被害人见面。其后，法官责令两年轻人向被害人赔偿所有损失作为其判处缓刑的条件。数月后，两名加害人再次会见所有被害人并支付相应的赔偿以履行法院判决。基秦拿县这种尝试逐渐演变为一个由教会捐赠、政府补助和社会各界支持的“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基金会。随后，加拿大其它地区也积极参与这项活动。1978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市首次将“被害人―加害人”和解方案引入美国。自此，该和解方案迅速传遍了整个美国和欧洲。到目前为止，世界已拥有1200多个“被害人―加害人”和解项目，其中美国和欧洲占75%[2]。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特点 　　 　　刑事和解弥补了常规的刑事案件解决方式忽视被害人意愿的不足，以加害人和被加害人的直接商谈为特征来解决刑事纠纷，它具有以下特点： 　　（一）缓和性 　　如果熟人之间发生刑事纠纷后不愿从此反目，或者陌生人之间发生刑事纠纷后不愿就此结怨，他们就会考虑是否一定要通过正式的诉讼方式强行解决纠纷。与激烈对抗的方式相反，和解方式注重缓和矛盾，甚至化干戈为玉帛，因此，对重视关系恢复的人们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二）自主性 　　只有当事双方的意愿都至少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时，和解才可能达成，其中的协商谈判、心理博弈显然取决于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和解与否、和解形式完全由他们决定。国家专门机关只对和解的条件、过程和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并不直接干预和解协议的达成。 　　（三）互利性 　　如果加害人与被害人双方能够达成和解，自然经过了一番利益的争夺和放弃，各自有所满足，还缓和了关系，避免了传统诉讼方式的种种后遗症。当然,刑事和解既然是对犯罪行为作出的一种变通处理，在是否“有罪”的前提问题上必须准确无误，在事实上必须达到有罪的证明标准，并符合刑法上的犯罪构成要件。只有当事人对加害人在有罪问题上没有争议，才可以进行刑事和解,否则就可能冤枉无辜[3]。 　　 　　三、我国引入刑事和解的可行性 　　 　　关于刑事和解制度的研究，在我国已掀起一股热潮，从现阶段看，我国也已完全具备了引入刑事和解的可行性： 　　第一，我国现行刑事立法的规定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相关的制度基础。 　　第二，我国“宽严相济”、“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政策依据。 　　第三，我国对轻伤害案件非刑事化处理的成功做法和良好效果为刑事和解的施行提供了实践基础。 　　 　　四、刑事和解的具体适用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阶段 　　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角度出发，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适用刑事和解。因为刑事和解契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念，它不仅体现了化解社会纠纷和矛盾的精神，有利于社会的安定与和谐，而且也体现了对被害人权利的关照，有助于实现犯罪消解手段的多元化，有助于犯罪人与被害人共同的再社会化，有利于刑事司法公正价值的全方位实现[4]。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目前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人民法院具有调解权，而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具有调解权，虽然检察机关进行的检察改革，在这方面进行了探索，但笔者认为，在检察起诉阶段应当更为积极的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处理案件。同时在试行阶段，应当规定严格的程序，明确案件的范围，严格依法进行操作。 　　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12月28日通过的《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对于轻微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积极赔偿损失并得到被害人谅解或者双方达成和解并切实履行，社会危害不大的，可以依法不予逮捕或者不起诉。刑事诉讼法还规定检察机关审查案件，应当“听取被害人的意见”，在实际操作中须了解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及案件处理意见和要求，为辩护人的活动提供方便。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己具备将诉讼中的各种信息给予双方相互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