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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分析典型女性形象――爱碧与玛丽 　　摘 要：本文主要对两部戏剧《榆树下的欲望》和《进入黑夜漫长旅程》中的典型女性爱碧和玛丽作对比分析。尽管爱碧和玛丽这两位女主人公有着相似的命运，但是由于时代背景不同，爱碧和玛丽在异化、母亲形象、悲剧命运等方面有着及其鲜明的对比。通过分析剧中两位悲剧女性人物来展现现代人在精神和物质生活中的矛盾和对理想的追求、人的无从寄托和无所归属的精神状态。 　　关键词：典型女性；异化；母亲；悲剧 　　 　　尤金#8226;奥尼尔(1888-1953)是现代美国戏剧的奠基人。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包括早期失散的独幕剧在内，一共创作了五十余部剧本，四次获得普利策戏剧奖。除了个别作品是喜剧外，其它剧作几乎可以说全是悲剧。［1］他善于从人物内心的冲突和斗争探讨现代人在失去精神信仰后的惶惑、不安以及必然失败的悲剧命运，同时通过肯定人物在追求失败过程中表现出的尊严与力量，赋予这些失败的人物以悲剧美感。《榆树下的欲望》和《进入黑夜漫长旅程》分别代表了尤金#8226;奥尼尔在不同时期的创作思维和手法；而剧中的女主人公爱碧和玛丽分别代表了奥尼尔早期和晚期对女性和母亲形象地塑造。爱碧为追求所得，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故事在希腊罗马神话中早就存在着原型；而玛丽是剧中的典型；在这部作品中，“奥尼尔对母亲形象的创作达到了完美的顶峰，他对玛丽这个形象注入了自己母亲的身心和灵魂。”［2］ 　　同时作为女性和母亲，爱碧和玛丽有着不同的思想和欲望，代表了在社会不同时期人的追求和寻找自我价值的欲望。 　　 　　一、 爱碧和玛丽的异化 　　 　　二十世纪在文学作品中我们最熟识的概念莫过于“异化”，这个概念不仅在文学作品中出现，它最初的出现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虽然前人对异化这个概念有不同地见解，但马克思, 他从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和劳动本身的异化，进而分析了人和类本质的异化，人和人之间的异化，人与社会环境的异化。［3］他们把异化运用于政治经济学中，而且用它来阐释和解释众多的哲学现象。伟大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文学家让(保罗(萨特却把这一概念不但应用到哲学上，而且应用到文学上，在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他通过对自为与自在关系的分析，通过对与他人的具体关系的分析，尤其是“共在”（mitsein）和“我们”这一节，他通过对对象-我们，主体-我们的分析提出关于个人的异化引起的人与人的异化，人与社会的异化。他曾提出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相分离与人的异化和文学的异化相对应的观念［4］“一个特定时代的文学当它未能明确意识到自身的自主性，当他屈服于世俗权力或某一意识形态，总之当它把自己看作手段而不是不受制约的目的时，这个时代的文学就被异化了。”［5］所以说异化的基本涵义是表示一种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主体的产物反过来与主体相对立，成为主体不能控制，反而控制了主体的异己的力量。异化在文学中的具体表现在文学人物中，是精神苦闷，孤独，异常，被人抛弃，极度压抑而不为人所理解；其表现形式为人与自我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人与社会环境的异化。［6］ 　　爱碧是个典型的异化形象。她背离了作为一个母亲的本质，杀死了自己的儿子。这是她与自身本质的异化。她没有脱离社会和家庭，为了自身的追求和兴趣，她一直不停地奋斗。为了得到农场，她想尽办法证明农场的所有权；为了得到伊本，她宁愿放弃物质的欲望-农场，甚至一切去得到爱情。她在经历中学会与他人交往，但最终因背离自身的本质而走上了不归之路。她的异化是不张扬的。相对而言，玛丽没有背离作为母亲的本质，她爱自己的孩子，可以为他们奉献一切；但是她与社会环境和他人产生了异化。她切断了与朋友和家人的所有沟通，后半生孤独痛苦。她建造了远离社会和他人的墙，在狭小的范围里寻找记忆中的快乐；永远也寻找不到归属感；等待她的只有无尽的悲痛和慢慢长夜。她精神苦闷、孤独、极度压抑。 　　 　　二、 爱碧和玛丽的母亲形象 　　 　　奥尼尔笔下的爱碧经历了恨到爱，甚至杀子来证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诚；玛丽经历了爱到恨，面对残酷的现实，她用吸毒来寻求解脱。她们对生活的向往以及最终的悲剧命运证明了情感和理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在西方文化中，理想、道德的母亲应当细心地教育孩子，全身心地支持丈夫，无私地奉献自己的一切。［7］ 不管是爱碧还是玛丽，她们都颠覆了传统的母亲形象。作为母亲，她们有着共同点，同样有着多方面的不同点。 　　爱碧不仅是“堕落的夏娃”也是“狠心的美迪亚”。她生活在贫穷的世界里，受到丈夫的虐待，所以当她再嫁的时候，她的欲望是寻求高尚的物质生活。她痛恨伊本，因为他是农场的唯一合法继承人。但是后来她却深深地爱上了伊本。当他们的私生子出生的时候，她的丈夫决定把一切都给予这个孩子。伊本痛恨爱碧，认为他们之间的爱情是虚伪的。为了证实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