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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诉讼与与谐社会之构建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是当前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也是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在这一过程中，建立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诉讼程序对于完善程序法律制度体系具有建设性意义，以此体现程序正义在现实社会中的价值。公益诉讼作为一种附带新的法益的程序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能够发挥特殊的功能。 　　［关键词］ 和谐社会；程序公正；公益诉讼 　　［中图分类号］DF71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1-6639(2007)03-0005 　　 　　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政治最为重视和谐，创建和谐社会是中国的理性发展观的突出体现，也是制定法律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创建和谐社会的方法有多种，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方法。就法律方法而言，又包括实体的和程序的方法。（民事和行政）程序法通过解决特定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公益诉讼作为解决群体矛盾的一种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将发挥什么作用及怎样发挥作用，值得探讨。为此，笔者进行尝试性探索，并以此求教于同仁。 　　 　　一、和谐社会与程序公正 　　 　　中国传统社会在化解纠纷、平息社会矛盾与冲突、特别是在扶助弱者、济贫解困方面更多的是依赖于惯有的社会救济理念，这种理念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在儒家渊源于仁爱，佛家发源于慈悲，故综合而为，慈善观念”［1］， 这种观念偏重于爱民、怜民、养民，虽然其渊源久远，但终究未纳入法制化轨道，直到近代，慈善理念才进化为责任观念，才有了法治的思想。和谐的社会首先是法治社会，是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生活状态。和谐社会并非没有纠纷或将所有纠纷都消灭在萌芽状态，更非所有纠纷都得以解决，“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贤”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和终极目标，但一时难以企及，现实世界中的和谐社会应该是有着健全的解决机制和通畅的解决途径，使纠纷能够得到有效预防和及时恰当的解决，防止势态扩大到威胁社会和谐的程度，保证不同主体的利益得到协调与平衡，而这种解决机制是在传统诉讼制度基础上的一种升华，是对传统诉讼机制的一种扬弃，这就是公益诉讼。 　　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利益关系，各种利益关系不断冲突、不断整合的过程构成了社会存在的常态，平衡利益、保持稳定成为保持社会和谐的关键，保持和谐需要多方因素共同作用，但其中的公正程序对于化解冲突纠纷具有独特作用。 　　改革开放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多元利益主体，原有的社会秩序日渐失范，社会矛盾增多，冲突加剧。之所以强调和谐社会，是因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因素，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世界奇迹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等不和谐因素。这些问题的解决决定了中国社会能否正常运行，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最大挑战。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促使相应的法律系统也日益综合化、复合化，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政府和全民的共识。依法治国首先是治国程序的法制化，在某种意义上说，依法治国就是“依程序治国”，程序是法律的中心［2］， 司法独立的现代司法理念为现代程序的有效运作构筑了基础性条件，现代程序的道德基础是以人为本，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构建和谐社会，本质是构建人与人和谐的社会，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的和谐与融洽，二者的价值基础是共通的。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指出：“权利法案的大多数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3］在某种程度上说，程序第一，实体第二，因为先有程序后有实体，实体适用的不公正影响的只是个案，而程序适用的不公正影响的是整个诉讼机制，实体不公正可以得到救济，而程序不公正常常难以得到补救。 　　我国30年的法制建设进程表明，重实体轻程序成为一种普遍的认识误区，由此导致大量的实体法律缺乏相应的程序性法律制度对其加以整合，致使法律的实施推广要依赖于政府官员和法官的个人素质，法治的构建竟然建立在人治的基础之上，这种悖论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景象是假法律之名恣意妄为，法律本身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无法确立。不过，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程序制度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继三大诉讼法之后，《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相继出台，《行政程序法》已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正在制定中。但在完善诉讼制度构建的过程中，我们也时刻感受到一种缺憾：公共利益的维护、弱势群体的救济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程序制度，构建公益诉讼制度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这种期待也许更富有现实意义。 　　 　　二、传统诉讼制度体系在构建和谐社会关系中的局限性 　　 　　传统的诉讼程序体现的是对私人利益的司法救济，全然否定对集体利益或分散利益的司法保护。而对这种狭隘观念的修正，恰是首先发端于传统的民法法系内部，许多民法制度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