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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库 上海社保案 案例：　　2006年7月中旬，担任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多年的祝均一被中纪委“双规”，拉开了上海社保案的序幕。随后，上海民营企业福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荣坤也被监视居住，张荣坤是华东多条高速公路的控股人，也是上海市政府间接控股的H股上市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副董事长。随后，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被“双规”。8月8日，上海电气集团副总裁韩国璋，因涉嫌非法挪用社保资金及受贿，而被中纪委“双规”。8月9日，祝均一因涉嫌违规使用社保基金和受贿被免职。　　在祝被免职半个月后，上海社保案迅速升级。8月15日上海电气董事长王成明被上市公司公告“接受调查”。8月24日，宝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因在社保基金的问题上涉嫌严重违纪而接受调查。2006年9月24日，新华社发布公告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对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立案检查，免去陈良宇上海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停止其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案由之一是，陈良宇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随后，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猝然倒台。上海社保案导火索是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旗下的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违规拆借以企业年金为主的总计约32亿元的社保基金，通过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以委托贷款的形式提供给年轻富豪张荣坤旗下的福禧投资，张荣坤用其收购政府所持上海路桥发展股份有限公司99.35％的股权，从而获得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30年的收益权。这一违规拆借过程的背后，是相关官员以权谋私、寻租腐败的劣迹，这也正是导致大批高官下马的直接原因。　　上海社保案涉案金额高达34.5 亿元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为企业年金。由于企业年金同其他社保基金长期被置于同一管理机构管辖之下，企业年金同其他社保基金长期被用于违规投资。违规投资行为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投资房产；二是暗中放贷；三是投资股市；四是委托理财。 分析：　　1.上海社保案的宏观背景原因　　一是管理体制落后。1991—2004年，我国没有对企业年金投资管理和运营增值做出过任何明确的规定，企业年金的投资无章可循。　　二是利益冲突。部门间的利益冲突造成企业年金归属不清，而中央政策不清晰不但使中央权威下降，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企业年金与社会保险基金长期处于“混账”管理状态，给地方社保经办机构使用企业年金留下了灵活的空间。　　三是监督缺位，封闭运作信息不透明。　　四是导致失范的社会结构依然存在。包括资本市场、公共养老金制度、税制优惠、收入分配格局、企业社会责任和政府定位等各方面都未能为企业年金规范管理提供成熟的社会结构，即为企业年金管理失范提供了社会结构条件。　　2.上海社保案的微观原因分析　　一是企业年金中的主角缺位与配角越位。政府越位而企业越位，真正的利益主体——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得不到彰显。　　二是地方社保经办模式中复杂的委托代理关系。具体包括：第一，企业年金的名义产权所有人（地方政府）和实际产权所有人（企业和劳动者）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二，地方政府和社保经办机构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第三，投资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没有严格的法律约束，在社保基金和企业年金管理中产生了多种权力混乱交织、企业年金产权不明进而收益权无法确保、正常市场关系扭曲、资源配置错位、寻租和设租现象无可避免等严重后果。　　三是失范主体存在引致其行为失范的激励。在上海社保案中，从企业年金的缴纳到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企业年金发展中心的统一管理，再到投资和监管，在每一个领域，都可能存在着某一个能够获取不法利益的机会，也就是说从利益的源头到各个环节，都可能产生一股追逐利益的失范力量。　　四是企业年金管理失范主体的监督缺位。 上海社会保险基金案——政府责任的“缺位” 案例：　　尽管自社会保险改革以来基金管理方面的问题就层出不穷，但2006年7月东窗事发的上海社会保险基金弊案（下称上海社保案）还是让整个社会“哗然”，媒体称，这是社保系统爆出的最大腐败案，也是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上海爆出的最大腐败丑闻。上海社保案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主要因为以下几点：第一，涉案金额大，已公开披露的牵涉“福禧投资”案的资金就超过30亿元；第二，涉案官员层级高；第三，调查阵容强大，为了彻底查清此案，中央已经派出超过百人的调查组常驻上海；第四，违规操作手段多样，其投资方向在资本实业甚至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等高风险领域几乎“无孔不入”。有迹象表明，上海发生的这起腐败案或许只是冰山之一角。有鉴于此，中央政府在事件发生后已迅速在全国范围展开社保资金审计工作。2006年8月，审计署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发出审计社会保障资金（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基金）的通知。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