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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深层次原因 　　法治是社会秩序和安全的有效保证，只有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社会，才能是长治久安、有序自治的社会。我国提出法治社会建设以来，遇到过很多问题，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建设，发掘其深层次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大方面： 　　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的矛盾 　　法治社会的标志之一即是对权利的尊重和保护。 　　首先，我们必须认识到：权利唯有主张才能被确认，需要捍卫才能得以保持。在依法享有的权利被他人违法侵害时，如果权利人能依法维护其权利，以合法手段与违法者抗争并寻求适当的救济，则其权利才能得到保持，法律的效力才能彰显。所以，权利人努力维权。实质上可以达到拥护法治的效果。相反，如果权利人不维权，不与违法侵害者抗争，则这样的行为等于抛弃了权利。如果权利人每次被违法侵权时都予以容忍，则在侵害者看来，将逐渐视违法侵害为一种正当行为，而权利人依法本应享有的权利则名存实亡，法律亦成为一纸空文。所以，人民不维护权利，相当于毁弃法治，法治便徒有其名。 　　其次，我们要承认：现阶段我国公民在维权方面存在各种问题，比如：一方面，公民希望法律可以成为保护自己的武器，另一方面，却不喜欢被法律的各种程序或条件所束缚；一方面，公民希望法律可以解决纠纷和矛盾，另一方面，有时候又可能选择以极端的方式解决问题；一方面，?λ?人的侵权行为感到气愤和不甘，男一方面，当自己面对法律漏洞的时候，却可能坦然违法、钻空子。有些时候，很多人仍然在遇到问题的时候喜欢找政府解决，信访不信法，而且诉求更加多元化；与此同时，由于公民对公权力能够实现公平正义这一目的信任缺失，对其的服从、配合程度越来越低，而这反过来也会减弱公权力机关解决公民矛盾纠纷问题的能力和资源。 　　一方面公民权利意识有所觉醒，另一方面伴随着在维权过程中法律意识淡薄，这就构成了我国建设法治社会过程中的一对障碍。 　　政府法治意识淡薄与法治常态化治理模式的欠缺 　　不可否认，现阶段政府的法治意识是欠缺的：政府依法行使职权的权力边界在哪里？权力的实质是什么？行使职权的法定程序是怎样的？对于这些问题，我国相当数量的行政官员并不确切了解。可以说，现代我国很多行政官员，没有无依法行政的观念，又如何能期望他们有依法行政的实质？这样怎能期望有真正的法治呢？ 　　举个例子说明，在2016年3月16日，阆中市法院将8名因讨薪未果转而采取涉嫌妨害公务罪行为的农民工拉出来在广场上公开宣判，并组织一大批当地群众到现场观摩、接受所谓的法治教育。阆中市法院的这一场公审公判大会在社会上引发了广泛关注。 　　这种公审公判大会，在形式上更像是一种“仪式”，在这场仪式的上演中，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被俘获的个体”、“流动的权力”以及“消逝的权利”。首先，“被俘获的个体”，这些普通的农民工，男男女女都有，被拉出来五花大绑，面对陌生的人群看客，任凭鄙视和谴责，被迫低头认罪，露出猥琐惊恐的表情，这和过去旧社会罪犯坐囚车游街示众并无二意。再看“流动的权力”，穿着制服的公诉人、法官、荷枪实弹的法警、广场化的司法场景、飘扬在空的官方语言等等，这些使得公诉人、法官、法警以及其他公职人员的职业差别已经十分模糊，他们已经共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独立主体一一个“公共的大我”，共同来声讨和惩罚犯罪分子。最后， 　　“消逝的权利”，在这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仪式中，当事人的人格尊严权、隐私权、辩护权已经消失殆尽。这种仪式般的惩罚不仅仅针对的是犯罪嫌疑人，更针对的是广大公民。与其说是对犯罪者严厉的惩罚，不如说是对人民群众广泛的宣传教育。正如韩非所说得：“且夫重刑者，非为罪人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报一人之功而劝境内之众也。”这是一种“杀鸡骇猴”、“杀一做百”的方式。因此，这种思维下的审判注重的是仪式感，重点不在于要惩罚的主体。正如我们的司法俗语中所说的“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目的是平息公民的愤怒，具体惩罚谁不是重点，重点是要有惩罚的形式。这是典型的“维稳式的思维”。 　　我们不从道义和伦理的角度探讨这次公审公判，我们从法律角度分析，至少有3点是违法的： 　　第一，无视法律对人权的保障。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不应是一纸空文，不能将人权保障简单停留在口头宣传上、单纯写在法条里，而必须落实到具体司法实践的点点滴滴中去。无论多么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也无论犯下多重的罪行，他们只要是人，就应该享有最基本的人权，他们做人的基本人格和尊严应该被尊重和保护。阆中法院的公审公判行为，不仅在审判中没有体现人权保障的法律规定，反而走向了人权保障的反面。显然与宪法所要求的人权保障精神相悖！ 　　第二，变相剥夺了被告人依法享有的上诉权。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是法院完善司法改革、构建公信力的重要途径，也是通往实体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