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冥讼冥判文学和唐人诉讼观念研究 　　【摘 要】 从唐人笔记小说中多次记述跨越阴阳两界的诉讼行为，可以发现，回避、换推制度在冥司审判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其中徇情济私、枉法裁判者不在少数。人鬼异途，阴阳相通。阴司狱讼贿赂盛行的诸多记述，完全可以视为唐代司法实践中各类腐败现象的生动反映。 　　【关键词】 唐代；诉讼观念；冥讼冥判；唐人小说 　　 　　关于中国古代狱讼制度的考察，无法割裂与法制直接相关的诸多社会背景因素，诉讼纠纷的发生、处分和执行，均可视为人际关系的变化与调整。而制约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手段除却法律以外，尚有道德、风俗和礼教。梁治平先生对于法意与人情的关系曾作如此疏解：“法意与人情，应当是两不相碍。只是，具体情境千变万化，其中的复杂情形往往有我们难以理会之处。即以‘人情’来说，深者为本性，浅者为习俗，层层相叠，或真或伪，或隐或显，最详尽的法律也不可能照顾周全。……即使立法者明白地想要使法意与人情相一致，此一原则的最终实现还是要有司法者的才智与努力方才可能。这也就是为什么，历来关于明敏断狱的记载，总少不了善体法意，顺遂人情这一条。”［1］ 　　一、阳判冥事 　　“人之正直，死为冥官。”［2］唐人笔记小说中多次记述跨越阴阳两界的诉讼行为，冥司按照品行端正、精通业务两项标准，或选亡者执掌阴曹审判，或追摄生人权判冥事。李剑国先生于《唐五代志怪传奇小说叙录》中指出：“唐人乃出生人应召入冥判鬼之想，遂使幽明沟通又增一途，归指亦为明报应也。”唐代官员考课之法有四善：“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善。不同岗位职守又有“二十七最”的评价标准，其中“推鞫得情，处断平允，为法官之最。”唐人认为冥司与阳世选择法官标准基本类似，因此，基层官吏德才兼备者，则可能为冥府录用，并由此形成所谓“阳判冥事”之说。 　　唐人文学作品描写生人判冥事在特定时期蔚为风尚，孙光宪曾言：“朱崖李太尉、张读侍郎小说，咸有判冥之说。”阳判冥事的具体表述方法有如下三种：其一，有在阳世判冥者。如《冥报记》载：贞观初，长举县令柳智感“夜判冥事，昼临县职，遂以为常”［3］《报应记》又曰陆康成尝任京兆府法曹掾，不避强御，曾遇亡故吏抱案数百纸幽府文簿请押之事［4］。其二，有品行卓越勘任法曹者。《宣室志》载：地府有巡察使一职，“有不如法者，得以察之。亦重事，非刚烈者不可以委焉。”平阳衙将刘宪因“性刚直，有胆勇”［5］遂蒙擢授。其三，有死后执掌法曹者。《通幽记》言贞观二年，前卫县令刘凯葬后三十余年再生，言己“蒙署为北酆主者三十年，考治幽滞。”［6］上述关于阴司擢拔法官的描述，正同于唐代典制为官择人的要求相同。 　　冥司追生人判事须授以告身，权作委任凭证。《玄怪录》言董慎因“性公直，明法理”，为太山君呼为录事，黄衣使者“因出怀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称茂实，案牍精练，将平疑狱，须俟良能，权差知右曹录事者。’印甚分明，后署曰倨。”［7］此又与唐代委任法官之告身文牒何其相似？今录杜牧撰《毕?P除刑部侍郎制》于兹，与上述冥府告身进行行文格式层面的比较： 　　敕。士师皋陶之恤刑，司寇苏公之用狱，既尽哀敬，能致治平。擢为大寮，膺兹慎选，出于予志，委以诚臣。翰林学士、朝散大夫、守中书舍人、上柱国、平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毕?P，学臻壶奥，文越拘挛，常以忠信，用为前后。爰自郎署，擢居内庭，谋议有同于寿王，奇异辄委于严助。竭尽心力，裨补机要。既久岁序，须议迁升。今者耕夫服田，戎马不驾，欲使凡一手足皆获措置，是故用汝典予刑罚。汝其往哉！吾今告汝，吾闻孔子曰：“古之听狱，求所以生之；今之听狱，求所以杀之。”宜念格言，深思伦要，勉服休命，以称朕意。可权知尚书刑部侍郎，散官勋封赐如故。 　　仁井田?据敦煌出《开元公式令》载“制授告身式”及《唐六典》等资料，复原了开元“制授告身式”。其中即有拟官者之“德行庸勋云云，可某官。”此与上引冥司太山君发布之董慎告身性质、格式类似，由于董慎阳判冥事，故曰“权差知右曹录事”。 　　笔记小说中时常记法官可凭借权判冥事的便利条件，解决阳世疑难案件。如《朝野佥载》言唐荆州枝江县主簿夏荣判冥司，县丞张景先婢为其妻杨氏所杀，谎称婢女逃亡，婢冤魂讼于夏荣，荣追对之，并向先说明原委：“公夫人枉杀婢，投于厕，今见推勘，公试问之。”景悟，问其妇。杨氏病甚，具首其事。“荣令厕内取其骸骨，香汤浴之，厚加殡葬。婢不肯放，月余日而卒。”［8］同书又载判冥司者检断谋财杀人案件，荆州富阳令王玄式，“式带别优，并有上下考，五选不得官。”侄王湛判冥事，言其取部内人吴实钱，后诬陷杀人灭口事。冥司判云：“杀人之罪，身后科罚。取钱一百贯，当折四年禄。”［9］其实，判冥者并无沟通人世鬼域之法力神通，判冥者只是在洞察案件细节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世人对于阴曹地府的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