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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法治思想和依法治国方略 　　摘要: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同时全面、深刻的论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为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国”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对今天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是吸取借鉴了中国传统法治文化思想,我们在实行依法治国方略时,不能不对传统法治思想做一清理,以吸取精华,去其糟粕,正确客观的对待传统法治思想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依法治国;传统法治思想;扬弃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9―0020―02 　　 　　一、法制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法大于权的法律至上思想 　　众所周知,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君主专制、皇权至上的国家。皇帝被奉为“真命天子”,言出法随,口含天宪。尽管如此,我国古代还是有一些政治家、思想家及一些明智的执政者大胆提出了法律高于权力、大于权力,要求一切执政者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思想。 　　1.法比权大。《管子?任法》里说:“君臣上下贵同皆从法,此谓大治”。君民包括君主在内的一切人都遵从法,这才叫大治的社会。韩非提出:“明言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即贤明君主的治国办法,一贯依法治国而不依赖个人才智,强调应把法律置于权力之上。 　　2.隆礼重法。儒家崇尚教化,主张以礼治国,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类伦理纲纪办事。这就必然导致人治而非法治,即“有治人,无治法,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君道》)法家则相反。 　　法治重于礼治、人治。最终形成“治人”与“治法”的尖锐对立。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他一方面继承、发展和修正了儒家的“礼治”;另一方面又继承、发展和修正了法家的“法治”,形成了“隆礼重法”的思想。 　　3.反对以权代法,以人代法。权大还是法大,人治还是法治,这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主要是个实践问题。尽管一些思想家积极主张依法治国,但这个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容易实现的。尽管封建的执政者以乱法者居多,真正的法治也绝不可能在封建社会实现,但历史遗留下来的法大于权的法律至上思想还是极为宝贵的。 　　(二)法大于情的执法原则 　　“人情大于王法”是封建社会的痼疾。正因为如此,有识之士才提出法大于情。将法律置于各种感情之上,需要公正和勇气,但古代先人确实为之付出了努力。为此,许多古代提出掌握权者应当坚持法律高于亲、社稷重于戚的正确原则,不为亲朋骨肉徇私枉法。《管子?七法》里说:“不为爱亲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于亲;不为爱人枉其法,故曰法爱于人”。 　　(三)建立有效的监察制约机制 　　用制度和机制来制约权力,防止其滥用,不是现代的发明。中国古代自先秦至晚清,一直探索、实践了几千年。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做法。 　　1.分权共制上,以限君权。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是其基本政治特征,比较完善地提出分权共制思想的是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为解决君权过重,法治不兴的问题,他提出的主张是:其一,加重相权,以分君权。其二,君臣共制,以弱君权。其三,地方分制,以制集权。 　　2.通过增强政治公开性,形成广泛的社会监督。通过广开言路,参政议政,达到维护法治原则、建设法治社会的目的。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作为国家制度形态的民主,但思想理论中的民主要素并不缺乏,并在制约国家权力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同时全面、深刻的论述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科学内涵,重要意义和基本要求,为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依法治国”之路,进一步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 　　(一)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 　　由“法制”到“法治”的转变,表明我国已经由强调“建立、健全法制”变为真正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由一般的法律制度建设,变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同时还标志着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树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回顾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五大,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大致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重新确立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作为基本方针;全面提出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十六字”基本要求(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开展全民普法教育;坚持依法进行综合治理,加强“严打斗争”;到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 　　因此,由“法制”到“法治”的转变,是理性的转变,含义是不同的。是从形式到内容的转变,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