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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走出去实践面临风险困惑和未来战略选择 　　据国家商务部国外经济技术合作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金额达601亿美元，截至2011年末，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总额达3220亿美元，境外资产总额1.5万亿美元，合计设立1.8万家企业，范围涉及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进入2012年，山东重工3.74亿欧元获意大利法拉帝集团75％控股权、三一重工3.24亿欧元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广西柳工3.35亿元人民币收购波兰HSW企业工程机械事业部、国家电网3.87亿欧元收购葡萄牙国家能源网公司25％股份等跨国重磅并购不断出现。2004年至2010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金额达877.5亿美元，中国企业海外收购呈方兴未艾之势，仅短短几年时光，中国已由吸引外商投资大国转身为兼具海外投资大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第五海外投资大国。 　　但问题与质疑也随之出现。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海外投资由进出口贸易、餐饮向资源开发、生产制造、商务及金融领域发展，针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目的和手法的质疑及警觉日益增多，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各种风险因素也陡然增多。除已有的各种投资困惑外，我国企业还将面临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及双边关系演变带来的更多新困惑。如何确保战略和大宗资源投资的稳步推进，解决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瓶颈束缚；从产业提档升级角度，解决一些企业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从获得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拓更大市场空间层面，提倡并购等高端投资。同时规避相应风险，释放企业困惑，成为中国企业今后实施走出去战略需要慎重思考的课题。 　　一、我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因素 　　由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起步相对较晚，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抢占了低风险、高收益的投资领域和地区，我国企业不得不面对投资风险和成本相对较高的投资选择，相应的投资风险成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屡见不鲜的桎梏。 　　（一）国际政治安全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国际政治风险呈现增多，全球整体风险水平也呈上升趋势。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全球热点、焦点和难点增多，一些地区出现局部冲突和动荡，导致一些国家政治动荡，社会混乱；二是围绕海洋权益和岛屿等领土争执引发的民族主义对立情绪带来的投资风险。随着全球化石资源的不可再生和大幅减少，高油价对经济增长的威胁日益凸显，围绕石油和天然气等战略和大宗资源的开发竞争日趋激烈，一些重大能源项目的争夺导致地缘紧张和冲突频繁发生；三是雷曼兄弟倒闭引发的全球次贷危机继续发酵和蔓延，欧债危机成为近期威胁全球金融稳定的重大事件；四是世界经济在艰难中复苏，国际经贸面临大调整、大变革和大转型；五是非传统安全引发的国际政治、地缘紧张日益增多，对恐怖袭击和非法武装冲突的防范愈加困难。从全球投资风险布局而言，欧美日发达国家投资风险最低，北非和西亚风险最高，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投资风险最显著，而我国企业在非洲、拉丁美洲的投资存量最多，面临的地缘政治等风险也相对较高。利比亚内乱、苏丹国内对立等都对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造成了显而易见的损失，构成了较高的投资风险。由于政治风险直接可以引发安全、汇率和成本风险等多种风险，准确和客观评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风险信号，将国际政治风险限定在最小和可控程度内，是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二）经济及法律风险 　　在国际政治风险相对可控的前提下，如何规避经济和法律风险显得尤为重要。这里的所谓经济风险包含几个层面，一是企业自身缺乏海外投资战略眼光和事先研判，急功近利，结果导致短视投资，面临多重风险；二是海外投资缺乏当事国法律保障，尤其缺乏引入可以转嫁风险的保险机制，各种评估及中介机构服务配套不够，导致解决经济纠纷时法律缺位严重；三是海外投资的绝对收益相对较低，利润再投资比重低，资产盈利水平不高，很多并购案接手后无法达到增值底线，一些甚至亏损；四是海外投资领域过于集中，能源、矿业等大额标的投资极易引发被投资国的紧张、担忧甚至排斥；五是央企等国有企业投资比重过高，经常引发国家意志和背景的猜忌。现在一些资源性国家加大了对以资源开发为目的的海外投资的限制，蒙古国2011年新修订的《矿产投资法》，规定了矿产股份的50%归国家所有，蒙古企业和国民各占10%，外资实际只能持有30%股份。印尼也在2012年5月针对资源产品出口征收20%的高额关税。澳大利亚也对外资参与主要矿业公司股份限定在15%左右，对新矿业项目持股也要低于50%。投资海外资源类项目时普遍会遭遇经济立法和法律制约等风险。此外，由于不熟悉经济法和法律运作，经常误读收并购时的舆论环境和定价机制，屡犯高价买入、贱价卖出的低级错误。 　　（三）社会文化风险 　　近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增强，企业海外投资力度加大，大宗投资的不断出现，在被投资国的社会文化层面，充斥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