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和门槛效应研究.docVIP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和门槛效应研究 　　摘要：出于均衡利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之目的，文章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及影响该效应发挥的各类门槛因素。拓展的C-H动态面板模型GMM检验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但存在区域差异。通过拓展的Borensztein门槛模型检验显示不同省份所受到约束门槛不同。东部省份主要受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市场结构及金融发展等门槛因素约束；中、西部省份除了受到前述约束外，还受到开放程度、基础设施及教育投入等门槛限制。文章指出，除了进一步支持吸收能力较强省份对研发资本存量较高的发达国家进行技术寻求型投资外，还应当进一步深化中、西部对外开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以便早日越过“门槛”，更多获益于逆向技术溢出。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区域差异； 门槛效应；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746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1254（2014）04-0042-10 　　技术进步是内生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创新能力已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核心部分。《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和吸收再创新。 　　开放条件下企业技术进步不仅依赖于国内RD资本，而且有赖于国外RD资本[1]。全球研发资本的利用除了技术贸易，还包括人员流动带来的非物化技术溢出及货物贸易和资本流动带来的物化技术溢出（Keller， 2004）。进入21世纪，全球范围的技术变革促使资产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OFDI）重要性凸显，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为跨境资本流动提供了机遇，活跃的金融市场为跨国投资提供了便利[2]，蔓延至今的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市场整合则为企业提供了全球技术寻求的实现路径。 　　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中国技术进步都很重要，但后者可能更容易获得核心技术。目前，研究多关注了国际贸易和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赖明勇等，2002；包群等，2003；李子奈等，2004；方齐云等，2005；张二震等，2006；李小平等，2007），而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则被关注的较少，其现实基础在于中国数十年对外开放的政策重心――引进外资与出口替代。源于Hirschman（1952）三缺口模型的发展中国家“以市场换技术”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发达国家的核心技术尚有待确认，这也是最近引进外资领域中关于数量与质量争论的核心。目前，争论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引进外资能够吸收FDI技术溢出，也可能并非其核心技术。Kojima（1978）在其雁阵理论中已有阐述：发达国家转移给发展中国家的多为已经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夕阳产业，加之外来企业对技术在东道国本地化的谨慎态度，因而很难说引进外资技术含金量会很高。 　　采用“拿来主义”，主动出击到国际市场获取先进技术，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以市场换技术”的引资行为。中国推出“走出去”战略的预期之一就是希望借助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产业结构优化与技术提升[3]。事实上，中国正处于从“吸引外资为主对外投资为辅”向“国际双向投资”过渡阶段，中国目前已不再是Chenery等（1966）双缺口模型中所描述发展中国家既缺储蓄又缺外汇的状况。2012年末，中国城乡居民储蓄达40万亿人民币，外汇储备达32万亿美元，在储蓄与外汇缺口不甚急迫的情况下，“走出去”作为可能的技术获取途径理应被我们所重视。 　　一、文献综述 　　既有研究集中在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研究与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探寻方面。 　　（一）关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存在性研究 　　1现有相关研究集中在综合利用全球研发资源方面。早在1960年，Mac Dougall就提出了引进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文献提及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Alexander，1986；Harris等，1991）。这些研究强调对于知识丰富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通过技术扩散效应、演示模仿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及人员培训效应帮助母国获得技术溢出。近来国内研究结论亦一致认为，基于技术累积考虑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发达国家投资是一种学习型OFDI（冼国明，1998），是利用国外研发资本的有效形式（江小娟，2000；茹玉骢，2004），可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单向与双向扩散效应实现国际间技术扩散（张岩贵等，2003；刘伟全，2011），但也存在不一致的观点。首创“知识资本”概念的Carr（1998）就提出活动相对独立海外子公司可能对母公司产生替代，进而影响国内技术密集度。Braconier等（2002）与Head等（2002）亦提出对高收入国家的投资会导致母国技术水平下降。 　　不一致的结论引发了经验分析的热情。在Feder（1983）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