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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左联和上海中国左联关系辨析 　　[摘要]本文以“东京左联”“广州左联”为参照。从组织关系、工作关系两个方面论证了“北方左联”的相对独立性，对“北方左联”与中共北方局的组织关系、与上海“左联”在办刊上的合作以及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这一名称的来历，做了符合历史的说明，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北方左联”隶属于上海“中国左联”的流行观点。 　　[关键词]“北方左联”；上海“中国左联”；隶属关系；左联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3－0005－07 　　 　　1930年9月18日，继上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半年之后，北平也成立了左翼作家的联盟组织，即“北方左联”。姚辛在《左联史》中指出，“北方左联”“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下属组织，其隶属关系不容置疑。”早前，唐?|也有“‘左联’在北京和日本东京还设有分会”一说。但是，全面审视“北方左联”和上海“中国左联”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北方左联”尽管自觉追随上海“左联”，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和上海“中国左联”取同一步调，但以“隶属”关系来定位二者关系，则不只有违历史事实，而且也有违“北方左联”开创者的愿望，从而在客观上模糊了“北方左联”独特的组织方式和文学风格，弱化了“北方左联”独特的历史地位。因此，必须对“北方左联”和上海“中国左联”之间的盟际关系做出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明。 　　 　　一 　　 　　所谓“隶属关系”，是指同一个系统中两个层级的机构之间在组织上的管辖与服从关系、工作上的指导与协从关系。如“东京左联”，就是叶以群通过种种关系找到冯雪峰，获得授命之后才建立起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留日盟员大多回国，加入上海“中国左联”。1933年，上海“左联”盟员林焕平打算到日本留学，先是“征得‘左联’党组的同意”，然后，临行之前，党组书记周扬又交代给他一个任务，“恢复‘左联’东京支盟”。东京支盟恢复成立后，林焕平任干事会书记。自此之后，直到“左联”解散，“东京‘左联’支盟又始终是与周扬个人单线联系”，“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联系的方式是“通过上海杂志公司(经理张静庐)，用‘周莲’的假名秘密通讯”。在此期间，除了林焕平和周扬之间的联系，胡风也通过韩起和冯雪峰取得了联系。冯雪峰还曾经把胡风调回上海做组织工作。因此，“虽然我们的工作有日共的领导做保证”，但遇事“还得由中国(上海)方面解决问题。”比如，“新兴文化研究会”和“社会科学研究会”之间发生纠纷，就上报上海，希图通过上海“文总”来解决。也因此，“东京左联有人叫东京支部，我们一直叫东京支盟”。与“东京左联”一样，“广州左联”也是谭秀峰“与上海党中央领导的‘文总’取得联系”之后成立的，其中，先建立了“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广州分盟”，然后在“分盟”下面成立“社联”、“左联”、“剧联”，其中，“左联”“小组由何绍群同志当组长，与上面的联系通由他负责。”上述情况表明，“东京左联”和“广州左联”都奉上海“左联”为自己的上级机关，并建立起了组织上的管辖与服从关系、工作上的指导与协从关系，因此，我们判断“北方左联”与上海“左联”之间是否属于“隶属关系”，也必须从这两重关系人手。下面，首先考察一下二者的组织关系。 　　“北方左联”主要是由潘漠华(又名潘训、潘田言)、段雪笙等人发起筹备、推动成立的，尤其是潘漠华，“全心全意，为筹备工作出力较多”，一些重要成员如台静农、孙席珍、王志之、谢冰莹等，都是在潘漠华的影响下加入的。1962年，丁景唐在《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上发表《关于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的盟员名单》一文，记述潘漠华参加“中国左联”成立大会，并代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致祝词。这篇文章曾经夏衍审订，夏衍在后来撰写的回忆录《懒寻旧梦录》里沿袭了这一说法。而据《鲁迅日记》记载，段雪笙北来之前也专程拜会了“左联”盟主鲁迅先生。这就难免引发一些与上海“左联”有关的联想，并在这一阶段历史的叙述中，人为强化了“北方左联”和上海“左联”的组织关系。如谷斯范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就说：“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派来了郑倚虹、潘训、段雪笙3人，来北平领导筹备北方左联”。谷斯范既没有加入上海“中国左联”，也没有加入“北方左联”，他的说辞当然不是第一手资料，但姚辛把他看做“知情者”予以采信，并把它作为“北方左联”“隶属”于上海“中国左联”的证据。然而，真实情况远非如此。首先，潘漠华不是从上海受党的派遣到北平，而是从开封在被迫的情况下到达北平。据潘漠华的学生刘景明、苏凡证实，从“1929年冬至1930年春”，潘漠华一直“在开封一中任语文教师”，后来，日趋活跃的学生运动引起社会当局的警觉，“想方设法的要把潘田言抓起来”，“在反动派要逮捕他们时，由学生掩护逃亡北平。”这段时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