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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安全保障法律制度和体系研究 　　摘要：核能安全保障是能源法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问题之一。目前中国核能安全立法虽然初具规模，但既存在可操作性欠缺、法律责任规定强度过轻、核损害赔偿制度尚不完备等微观制度上的问题，又存在核能安全基本法缺位、单项支撑法律缺失、配套实施细则缺乏等宏观体系上的缺陷，无法有效满足核能安全保障工作的现实需要。为解决此问题，在微观层面应致力于完善覆盖“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补救”各方面且内容切实可操作的核能安全保障法律制度；在宏观层面应致力于构建以《原子能法》统领，以《核物料法》《核设施法》《核应急法》《核损害赔偿法》等单项法律支撑，以相关法规和规章配套的核能安全保障法律体系。 　　关键词：核能安全；原子能法；核物料；核设施；核应急；核损害赔偿 　　2011年3月，日本里氏9.0级强震引发的福岛核危机再次让核能安全问题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核能高效、清洁、经济，无疑是解决世界能源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想能源。但是，发生核事故的风险，犹如悬挂在人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人们对核能利用总是心怀疑虑。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年至2020年中国计划新投产核电装机容量约2 300万千瓦，核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4 000万千瓦［1］。在如此大规模开发利用核能的背景下，如何保障安全显得至关重要。“科技加法律”是世界各国保障核能安全的通行做法，但中国现行核能安全立法既存在微观制度上的问题，又存在宏观体系上的缺陷，无法有效发挥法律在保障核能安全方面的应有作用。笔者欲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完善中国核能安全保障法律制度与体系有所助益。 　　 一、中国核能安全保障立法现状 　　 （一）中国核能安全立法概况 　　 中国核能安全立法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迄今已出台以《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为核心，覆盖核物料（核原料、核燃料、放射性废物）管制、核设施管理、核事故应急处置、核损害赔偿等多方面的一批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核能安全立法初具规模。 　　 2003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是中国在核能安全领域的第一部法律，也是迄今唯一一部法律。该法确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严格管理、安全第一”的原则，引入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许可证制度等基本制度，涉及放射性污染防治的监管，核设施、核技术利用、放射性矿物开发利用的放射性污染防治，放射性废物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对于推动中国核能安全保障工作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与有关部门出台的部门规章是目前中国核能安全立法 的主要组成部分，涵盖核事故预防、核事故应急等诸多方面的事项。核能利用的过程，简言之，就是开采核原料将其加工为核燃料，然后通过核设施予以利用，产生放射性废物的过程。为了预防核事故的发生，核原料、核燃料和核设施的安全均应予以保障，放射性废物应妥善处置。为此，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核材料管制条例》（1987）、《核电厂运行安全规定》（1991）、《民用核安全设备监督管理条例》（2007）、《核电厂放射性废物管理安全规定》（1991）等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在核应急方面，目前也已有《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1993）、《国家核应急预案》（第3版，2006）等立法规定。此外，由于中国核能安全立法尚不成熟，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出台的规范性文件事实上也成为法律渊源之一。2007年6月，国务院向国家原子能机构发布《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规定了核事故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归责原则、免责事由、责任限额、财务保证与责任保险等事项，大致确定了中国的核损害赔偿制度。 　　 核能安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国际公约和双边协定都是中国核能安全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部分省市已经出台了核能安全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如《广东省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2001）、《浙江省核电厂辐射环境保护条例》（2003）等。目前，中国已经缔结包括《核事故或辐射紧急情况援助公约》（1986年9月26日加入）、《核安全公约》（1994年6月17日加入）在内的多项核能安全国际公约和双边协定，致力于推动核能安全保障的国际合作。 　　html?等保持一致，实现遏制核污染的需要［10］。 　　 第二，合理设置赔偿责任限额。根据2007年国务院《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中国核电站的营运者和乏燃料贮存、运输、后处理的营运者，对一次核事故所造成的损害最高赔偿额为3亿元人民币，其他经营者对一次核事故所造成的损害最高赔偿额为1亿元人民币。在美国，核电站及其相关装置的事故赔偿责任限额为94亿美元，中国台湾地区规定的核设施赔偿责任限额为新台币42亿元，但不包括利息及诉讼费用在内［11］。 两相比较，中国似应经过科学论证，提高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