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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欧诸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看中国争议机制之改革和完善 　　劳动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与条件。劳动的过程是劳动各方的合作过程，也是劳动各方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合作与冲突相依相伴。建立一个和谐的劳动环境与秩序是劳动双方与社会各方永恒的课题，其关键是建立一个科学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讨论和研究北欧诸国尤其是挪威的解决机制，对改革和完善中国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无疑富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权利争议和利益争议：劳动争议的本质和内容的科学划分 　　 　　北欧经济相对发达，劳动组织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也比较发达和成熟。北欧诸国对劳动争议不是笼而统之对待，而是有一个十分科学与成熟的前提划分：权利争议与利益争议。权利争议是指基于劳动法（如挪威《劳资关系法》，芬兰《就业合同法》、《工时法》、《休假法》等），以及由代表全国劳工利益的工会和代表雇主利益的雇主协会双方签定的基本协议（如挪威《基本协定》，芬兰工会与雇主协会达成的并被议会通过的基本协议等）载明的有关劳工和雇主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劳资合作方式以及劳资纠纷的解决、诉讼的条件和限制等大量程序性的规定，最典型为“不正当解雇争议”。利益争议是指权利争议之外的工人与雇主日常发生的具体的收益性争议，最典型为工资争议。前者可谓工人、雇主、社会共益性事项，后者可谓工人私益性事项。前者基于违反国家法律和双边准法律的基本协议产生，后者则基于日常性工人个人收益等具体事由产生。前者争议只准发生在4年一订的《基本协定》已到期且新的协议未谈成期间，否则即一方违法，后者则多发生在1年一订的《工资合同》已到期且新的协议未谈成期间，但也有因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随时发生的。 　　在对劳动争议作出上述“二分法”区分后，接踵而至的是对争议的管辖划分。北欧诸国对劳动争议不设劳动种裁机构，其争议解决的两个基本渠道是：对于利益性争议由工会、雇主协会、政府三方组成的调解机构处理；对于权利性争议由司法审判解决。在司法管辖中，又有两种不同区别：对于一般权利性争议由劳动法院或者普通法院的劳动法庭审理，对于“不正当解雇案”则由普通法院民事审判庭审理。劳动法庭审理的案件通常6个月结案，一审终局。民事庭案件则三审终局。在劳动争议中，对于工人而言最严重的莫过于“辞退走人”，因此，北欧国家将“辞退走人”或“不正当解雇”放在民事庭审理，实行三审终审制。 　　在权利争议司法审判中，除上述“一审终局”外，还全部实行合议庭制以及工会、雇主协会代表参与庭审与合议制。在挪威，合议庭成员为7人，其中法官5人，工会和雇主协会代表各1人；在芬兰，合议庭成员为9人，其中法官7人，工会和雇主协会代表各1人；而丹麦最甚，合议庭成员为11人，其中法官9人，工会和雇主协会代表各1人。瑞典则有不同。瑞典的合议庭为8人，其中工会和雇主协会代表各3人，政府代表2人。法官只是作一些服务性工作，其案件判定由8人合议庭决定。有趣的是，在挪威、瑞典、丹麦，合议庭主审法官不由本法院法官担任，而是由上级法院委派。除合议庭人数多外，书记员均为2名。 　　在司法审判中，工会和雇主协会不仅派代表参加审理与合议，而且，提起诉讼的原告不是工人或雇主，而是他们的代表组织――工会或雇主协会。下面顺理成章的是，直接发生冲突的工人与雇主不能直接出庭诉讼，而是由其组织的代表出庭诉讼，如法律顾问。这就等于在直接冲突的当事人中间建立了一条“隔离带”，将火气十足的争议双方隔开，有助于案件的理性审理和顺利进行。劳动争议法院照常收费，但工人不交诉讼费，工人只交会费，而是由工会交费，从工会专项基金中支出。 　　在利益争议三方解决机制中，起主要作用是国家调解官，这是挪威及其北欧国家的一种创造。在北欧诸国中都设立有国家调解官一职，只是数量多少与职能大小不一罢了。在挪威，国家调解官是一种社会机构，他虽然由政府任命，但独立行事，不听从政府的指挥。若当国家调解官失败后，这时才由政府（通常是劳动部长）出面作最后的调解，通常是由政府直接公布最后方案，强制争议双方接受（详见本文第二部分）。本文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利益争议的解决不和仲裁挂钩，北欧诸国本不设劳动仲裁机构；也不和司法审判贯通，一当国家调解官调解不成，最终由政府行政渠道解决。当然，在北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利益争议还没有最后不能由政府解决的；尤其是在挪威，还没有国家调解官最后没有调解成功的。 　　 　　二、国家调解官：三方解决机制的核心与灵魂 　　 　　挪威的三方机制有国家政府机构、雇主、雇员组成，是平等的三方，有不同的观点，共同的利益，三方没有上下级关系，本着互信和诚实的态度，执行三方相互磋商制度。挪威的三方机制，宪法中没有规定但仍然是政体中既定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召开的会议请三方参加，三方召开的会议请政府参加，已形成良好的关系。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