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观二战后德日战后反思.docVIP

从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观二战后德日战后反思 　　摘要：德日两国在反省二战历史的态度方面出现巨大的反差，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盟国对德日的认知带有“西方中心观”的局限性，极大地影响了德日的自身定位、政治走向和历史认知。两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二战历史叙事的变化集中反映了社会政治和历史认知的变化。借鉴德国反思历史经验，从“历史记忆与历史书写”角度看来，亚洲国家若想形成历史共识有两点值得重视：重视实证实物的发现、留存和展示，让记忆保鲜；重视“非西方中心”二战历史的书写。 　　关键词：历史记忆；历史书写；战后反思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475（2015）09-0067-0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之际，观德国和日本，同为战争罪行的施加者和二战的战败国，两者却在反省历史的态度方面出现巨大的反差，与欧洲历史反思相比，东亚历史的反思显得更为漫长而曲折，历史叙事也争议不断，因为在当下的东亚，历史反思和历史叙事与现实紧密相连，包含着太多广泛而深刻的问题。 　　一、 盟国对德日的“西方中心观”认知与德日自身定位 　　对德日历史反思差异的根源国内学者已有颇多分析，要说明东亚历史反思与欧洲历史反思差异的原因，还必须从战后盟国对德日的认知和德日自身定位角度加以认识，二战后，占领国主导了对德日的审判与改造，由于盟国对德日的认知带有“西方中心观”的局限性，极大地影响了德日的自身定位、政治走向和历史认知。 　　在战后民主化改造进程中，盟国试图改变战败国“尚武、专制政府提倡和推行的行为方式”，试图“深入到被征服民族的思想深处，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国民性格’”，[1]（P.276）不过与对日本历史的认知不同，基于德国的历史文化贡献和宗教信仰，西方国家把德国看作西方文明的一部分，欧洲国家联盟的重要一员，“普鲁士军国主义”和“纳粹意识形态”病症让德国历史偏离了正常轨迹，现在是要重新纳入民主正轨的时候了。对西方盟国对占领区的“再教育”政策就主张“用西方的民主传统去影响、改变德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2]使（西占区）德国人认同西方的民主道路。德国人也自视为欧洲家庭的一份子，如托马斯?曼就认为德国属于古老西方文化和社会的一部分，只是与英法相比，德国很晚才成为民族国家，而实行民主制的时间更晚。[3]（P.115）二战后德国的抉择便是重返欧洲大家庭，虽然在这痛苦的蜕变过程中，反思主流不止一次受到挑战，但总体而言，审查者们“对联邦德国勇敢完成清理过去的任务深加赞赏，因为在其他国度，没有一个继任政权能如此彻底地承认罪行，并对此展开如此深入的研究”。[4] 　　形成映照的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政策和东亚政策阻碍了日本的历史反思，也阻碍了东亚的历史和解。美国对日本的认知可从《菊与刀》这份文化人类学报告中可窥一斑，本尼迪克特看到的是一个与西方罪感文化截然不同的，充满矛盾的外部行为模式及内在文化价值体系的日本“耻感文化”。[5]如果西方世界视德国为“走失的他者”，那么日本便是西方文明圈“徘徊的异者”，与盟国对德国纳粹的清算相比，美国对日本战犯处理显得暧昧与。对于日本的战后定位，美国仅视其为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支点，只需达成美国主控下的同盟关系。不似对德国那般要求同质化，美国没有强迫日本反省进行自我精神批判的必要，日本政治体制的解体与重构是在战后极短的时间内完成，美军单方面占领政策使日本人社会在物质上稳定过渡，却错失了完成意识形态彻底变革的战后最佳节点，美国没有给予日本精神审判自己的机会和时间。对日本自身而言，19世纪以后，日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为脱亚入欧，或是代表亚洲，可东京审判意味着欧洲和亚洲对日本的拒绝，标志着日本非亚非欧，这个尴尬状态一直持续，同时，由于受制于美国的强加外力，日本还增加了对美国说“是”还是说“不”的矛盾心理。在此内外定位下，日本战后的民主化进程从一开始就有形而无质：全民反思的缺位、天皇制的保留和旧官僚体制的复活[6]，战争责任问题上留下暧昧的空间，使得日本缺少来自内在的反思动力，造成代际之间战争记忆和罪责意识的断层，也给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及与东亚邻国的和解留下不确定的因素。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登场与日本政治右倾化暴露了日本社会在战争历史认知和战争责任问题上的症结，成为解决东亚历史问题和外交问题的巨大障碍。 　　二、 教科书“书写历史”的开放性与封闭性 　　“大众记忆与历史书写的关系并非顺畅的，在更多时候，历史书写非但不从公共记忆中汲取书写素材，更用尽所有手段，试图毁灭公共记忆。”[7]作为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重要载体的历史教科书虽“肩负有塑造国家与民族之回忆文化的职责”，[8]亦可被利用成为毁灭历史记忆的书写工具。如前所述，二战后德日两国政治文化社会思潮的变迁，他者认知和自身认知影响着他们对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