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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和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动态 　　中图分类号：K87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1-0002-02 　　感谢敦煌研究院邀请我来参加这次会议。赵声良副院长让我讲一下近年来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方面的研究动态，但是这个题目比较大，所以我择要把跟敦煌有关的话题就我所了解的近年发展的趋势，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从动态方面来讲，现在丝绸之路讲得非常热，但是过去没有一门丝绸之路专业，主要有中外文化交流史，或者中外关系史，或者中西交通史专业。过去对做丝绸之路，我们觉得有点不太专业一样，但是近年有所改观。这种改观，我不是说它不对。作为中西交通史这样的中国传统学科发展来讲，早期有几位大家，像张星?R、冯承钧、向达、陈垣、陈寅恪、岑仲勉，等等。前面三位是专门做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新中国成立后的这一代，像孙毓棠、张广达等也做了很多中外关系史的研究。但是他们毕竟受了中国政治社会发展的影响，孙毓棠改行搞近代史，但是他们带了一些学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就逐渐见了成果，像余太山、刘迎胜等先生。这是总的学科上的人物大致的脉络情况。 　　在中外关系史方面，分别为传统史籍、外文古籍、胡语文献、考古资料几个方面。这是大家比较集中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话题。 　　传统古籍方面，有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从《大唐西域记》、《法显传》到《东西洋考》，关于这些的研究好像已经穷尽了一样。近年仅出版了朱玉麒整理的徐松《西域水道记》。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是可以重新做的。比如《大唐西域记校注》一卷应该有一本，《大唐西域记》里面没有一张玄奘看到的佛教遗迹的图片。以现在的研究条件是可以加上图的。比如考古学家的遗址平面图，还有玄奘看到的很多尊像，只要现在还存在的，都可以加在《大唐西域记》中。 　　外文古籍方面的研究，实际上是很薄弱的，但是前景很好。过去，对于希腊、拉丁史料，耿?N翻译过，现在又出版了英文版，可以对照着再做工作。可以从西方整理的希腊、拉丁文本里重新辑录有关东方的文献。这些东西，目前没有人做。另外，波斯、阿拉伯文献的量相当大。在中国，除了穆根来、汶江、黄倬汉翻译的《中国印度见闻录》、宋岘翻译的《道里邦国志》外，其他都没有人做。西方的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他们越来越不关心这些，而中国的“一带一路”政策提出，中国学者应该接着继续做下去。像塔巴里《年代记》的完整英译本已经出版了，《史集》版本的调查都已经结束，但是没有很好的译本翻译出来。我们现在所用的《马可波罗行纪》的版本是20世纪30年代冯承钧翻译的。他依据的底本是沙海昂本，非常差的。而国际通行的是伯希和和穆尔合作的百衲本，中国学者很少用它，调查国内图书馆所藏也没有几本，完全不能和现在的我国关于蒙元时代中西交通研究切合。这些都是非常紧迫的东西。 　　另外一个跟敦煌吐鲁番相关的是胡语文献。过去讲，中国学者要夺回敦煌学研究的中心，并且我们已经夺回了这个中心。但是胡语这一块还不是中心。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通粟特文和吐火罗文。季羡林先生不在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读懂吐火罗文。实际这方面的天地非常大，包括敦煌、吐鲁番都可以做很多工作。然后是梵文写本。我们的期刊发表很多研究北道、南道的造像的论文。这些造像不是根据汉文本画上去的，而是根据当地的梵文本和吐火罗文本画出来的。梵本和吐火罗本经过了一百年，都已经被翻译出来了。所以应该可以和洞窟的这些壁画做重新的对照。关于摩尼教的东西，现在更多的关注点在霞浦文书上。葡萄沟水盘遗址出的文书最近全部都已经编了目录。德国人在不断地推进这个事情，他们有一个黑皮的《德国东方写本目录丛刊》，还有《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其实它们跟我们的敦煌吐鲁番研究非常密切。当然石窟考古是不断地推进中外关系史的一个有力的强点。像安家瑶做的玻璃器研究，赵丰做的丝绸研究，齐东方做的金银器研究，林梅村做的西域文明，还有钱币、石刻研究，等等。比如洛阳的景教经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印证敦煌抄本重要性的材料。但是基本上是在景教的圈里在用，在敦煌的圈里没有用。但是从写本上来看，拿一个经幢和写本来对照，可以复原这个卷子。 　　近年比较有推动的还是粟特方面。不客气地说，粟特人在中国，中国人已经占据了话语权。从蔡鸿生先生、姜伯勤先生，一代代学者的努力还是很明显的。关于粟特本土的研究还差很多。中国学者反应比较慢。随着“一带一路”的说法提出之后，对丝绸之路的研究是一个非常大的推进。但是现在到市场上找关于丝绸之路的书，真正上学术层面的就是刘迎胜的《丝绸之路》、吴芳思的《丝绸之路2000年》、韩森的《丝绸之路新史》，等等。 　　以上我粗糙地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学科背景和发展做了一个简单介绍。 　　从刊物上来讲，《敦煌研究》的整体发展是非常好的。从试刊到今天的确是一个非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