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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亚腐败治理困境和调控机制研究 　　摘要：公务员亚腐败行为不仅会降低政府的行政效率，增加行政成本，而且还会间接降低政府公信力，间接影响政群关系和睦，影响我国反腐体系的完善以及我国社会的和谐和稳定。文章以亚腐败预防的现实困境和行为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加强公务员队伍保障机制、增强制度供给、健全监督体系以及构建法律和问责双轨制的惩处机制四个方面论述我国公务员亚腐败行为的防范机制的构建。 　　关键词：公务员；亚腐败；防范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5）05-0046-05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就从未停止过反腐的步伐，反腐败在我国的各个时期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形式的差异。自十八大以来，我国新一代领导集体尤为重视反腐工作，先后六次强调反腐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国政府无论从反腐的举措、反腐成果还是公众对反腐败的回应等各方面都足以证明我国政府反腐的决心和力度。但是，我国反腐工作在如火如荼开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介于公务员职业道德和腐败之间的灰色地带――“亚腐败”问题的关注和治理。亚腐败是腐败滋生的温床，同时也是我国公务员腐败社会化的形式之一，亚腐败与亚腐败文化、亚腐败环境以及我国公务员规范制度的先天漏洞息息相关。从我国目前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各地区公务员不同程度的存在亚腐败现象和问题，因此，从亚腐败的内涵界定着手，通过对我国公务员亚腐败的产生机理和原因的分析，从而有针对性的提出防范策略，有利于我国反腐工作的立体推进，真正实现“老虎和苍蝇一起抓”的反腐工作目标。 　　一、公务员“亚腐败”的界定及危害 　　（一）公务员“亚腐败”的内涵界定 　　亚腐败又称为隐性腐败，指的是公务员的工作行为介于公务员职业道德和腐败之间的灰色地带，目前学术界对于亚腐败内涵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从目前的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亚腐败的内涵界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国外学者和机构将亚腐败界定为违法行为，以艾尔伍德为代表的国外学者普遍认为，从其存在的空间视角来看，亚腐败是在权力的腐败状态和廉洁状态之间，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国家刑律，但是其权力的本身却又不是干净空间。[1]国际非政府组织规定凡是国家公共部门工作人员错误和主观故意的使用行政权力进行利己或利他的不正当行为都属于亚腐败行为的范畴。[2] 　　我国学者对于亚腐败的界定主要可归纳为两类：第一类，擦边球式，以师荣耀[3]、左新军[4]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亚腐败指国家公务人员以职位或权力之便，对相关政策规定的模糊地带进行寻租利益的最大化，且不触犯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及国家法律的行为。第二类，政策漏洞类式，以曾维和[5]和卢汉桥[6]为代表的学者指出亚腐败不仅包括政策界定模糊的灰色地带的利益寻租行为，而且包括国家公务人员的过度挥霍和浪费国家资产和损害公务人员职业道德和职业品质的且并未触及法律底线的不当行为。此外，我国学者对于亚腐败的形式也进行了归纳研究，主要从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维度展开，从经济学角度看，胡鞍钢将亚腐败归结为寻租性的腐败、地下经济性的腐败、税收流失性的腐败以及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的腐败等四个类型。[7]从管理学角度看，以程延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从公务人员的行为方式出发将亚腐败现象归结为贪心病、摇头病、摆手病、急性病以及流行病等十种行为弊病，并试图从文化、制度、法律等多方面对其进行规范和预防。[8] 　　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亚腐败界定为，国家公务人员在政策真空或模糊地带通过权力寻租行为利己或利他但并未触及国家法律的不良行为。公务员的亚腐败行为不仅损害了公务员队伍的整体形象，而且对于政府公信力的塑造以及政群关系的缓和都起着消极作用，我国公务员亚腐败行为的产生和存在主要呈现出蔓延的广泛性、参与的群体性、发展的隐蔽性以及惩处的轻微性等特点。 　　（二）公务员“亚腐败”的危害 　　公务员亚腐败行为不仅会降低政府的行政效率，增加行政成本，而且还会间接降低政府公信力，间接影响政群关系和睦，从而影响我国反腐体系的完善以及我国社会的和谐和稳定，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社会道德承载力的超负荷运转。政府公务人员亚腐败行为和思想的泛滥和流行其本身就是对社会道德底线的挑衅和冲击，如果社会和公众对此类亚腐败行为采取漠视、忽略甚至是容忍的态度势必会导致我国社会道德的底线不断下滑，社会正义与是非的界线会逐渐模糊甚至错位，社会道德评判标准异化，我国社会道德生态系统趋于紊乱。此外，对亚腐败的容忍和宽容等同于亚腐败行为的参与和支持，长此以往，在社会心理趋同效应的影响下，社会道德文化会产生偏差或扭曲，甚至与我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战略扫描每个栏目名称佟林杰，孟卫东：公务员“亚腐败”治理困境与调控机制研究其次，政府公信力的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