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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三元治理模式之建构和法律监督研究 　　摘要：对国家公权力绝对性主导的乡村基层社会一元治理模式与国家公权力缺位下的村民自治与村民选举的二元治理模式的理性反思，以期发现我国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问题一农村社会的离散与断裂现象的存在。农村社会的这种离散与断裂现象的存在同法律监督这种制度设定的缺位有直接关联性，或县乡两级政权同农村基层社会发生断裂与离散这种事实的直接因由是法律监督的缺位所造成的。从法律监督的有效投入，到三元治理模式的建构从制度层面上讲是一种具体完善过程，是一种社会治理的创新。 　　关键词：法律监督；三元治理模式；社会矛盾 　　中图分类号：F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4-0181-03 　　 　　在我国现实基层社会矛盾的化解问题涉及到农村基层社会公共资源的提供与服务、涉及到农村农民基本生存与发展、涉及到农村农民的基本权利的维护与保障、涉及到农村农民矛盾纠纷解决的诉求渠道。而这些问题一旦在某个环节出现阻塞，必然酿成或激化社会矛盾，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基于此，本文以农村基层三元治理模式的建构与法律监督的有效性投入为主题，以我国现实农村基层社会为研究背景，首先探究我国现实乡村社会所存在的普遍性、结构性与区位性的社会矛盾的产生原因与表现形式；其次对现行农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性研究。即把法律监督的有效投入作为一种中元元素融入到乡村治理模式当中，建构一种以财政转移支付+法律监督的有效投入+村民自治与村民选举为模式的三元治理模式，以期解决我国现行县乡两级政权与农村基层所产生的离散问题。 　　 　　一、乡村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 　　 　　相对于其他社会而言，中国社会是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在这样―个社会当中，政府是以政策作为影响发展的变量；其对社会结构及社会治理模式(尤其是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模式)的解构和建构的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其因由在于政策不太容易从根本上改变治理模式的解与建，社会治理模式的解与建只与稳定的制度有直接的关联性。只有当稳定的制度出现缺位的情况下，应急办法措施才将替代稳定的制度去影响社会治理模式的解与建，所以从法律制度稳定性的角度可以探知出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轨迹。 　　 　　1　我国乡村社会矛盾的根源之―――农村资源委托一代理关系的悖逆与法律监督缺位 　　自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先后经历了土地改革、农村合作社、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家庭联产土地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乡村政权、村民自治与民主选举等五次治理模式的变迁。在这五次变迁当中，相对稳定的社会制度一直以来并没有完全建构成功。由此在这样一种不稳定的社会制度当中，必然导致制度在某个环节、某个时段、某个区位上出现缺位。如此诞生了政策填补制度这一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同时也导出特定的变迁脉络一治理主体绝对性的一元治理模式，经过治理主体与客体趋向平衡之争向治理主体与客体一致性转变。在这样一种转变过程中，也诞生了诸如村民的利益表达机制不畅通、乡镇政府与村民缺乏有效互动机制、对立情绪加深、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等等问题，有些甚至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村民自治中的贿选现象日趋严重。在乡村治理实践中，资本和权力间的关系也常常伴随着暴力、黑金政治，部分乡村新富利用手中的金钱左右民主选举过程和村庄公共事务治理及土地流转过程中的权力寻租等具有普遍性。 　　土地山林资源的集体所有制促成村民与村集体组织或村民委员会形成了委托――代理关系。但是事实上农民拥有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承包经营权后就很难享有集体土地、森林等所有权，村两委不是代表“村农民集体”行使土地所有权职能，而是贯彻执行乡镇意图。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土地、森林等资源的所有权由于不具有完全的排他性，或者说是排他性的占有权受到更高级别的乡镇权力的侵蚀。土地、森林等资源分配的具体执行常常要通过集体的代理人――乡村干部来实现，土地、森林等资源事实上是乡村干部能够施加重大影响甚至完全掌握的一种非市场资源。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归属是虚拟的，而这一层虚拟的土地所有权实际是归属于乡镇一级的，委托一代理关系完全脱节，因此就产生了所谓的“委托――代理关系的悖逆”。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往者期望自己所有的资源在市场的交往过程中能够在经济上有所体现。如果经济交往过程中一方所掌握的资源是一种稀缺性资源，那么其交往的经济对价完全取决于与劳动力资源共同在市场中的均衡度。在现阶段农村集体土地、森林等资源集体所有制条件下，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相对于农村劳动力而言具有较强的稀缺性。在劳动力资源不能够自由流通的条件下，劳动力所有者自由进入市场的成本较高。其相对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弹性较小。而相反。处于垄断地位的土地所有者的基层政府与作为土地使用者的农民直接的关系上处于非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