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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都策略人口增长和政治中心东移 　　摘要：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其主导下的实都政策是京畿物资供需失衡的根源，也是历代都城盛衰的关键。唐显庆至开元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的变化即是受此影响导致政治中心变迁的实例。由于唐初京畿地区推行实都与限迁政策，长安人口在永徽末年已近历史最高值，人众地狭导致授田亩数、户均粮食量、余粮数额等持续下降。根据灾损比例与农户维持温饱的最低亩数的量化分析，可见永徽之际的京畿农户不仅储粮有限.且承灾能力极低。政府根本无法在这一地区收购余粮，仅凭关中租税与外粮已无法满足长安人口的增长。所以在实都与限迁政策下，京畿人口膨胀与粮食供给之间的矛盾成为显庆至开元年间唐政治中心东移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都城变迁；唐代；人口增长；政府供给 　　在集权体制下，历代统治中心既是政治、经济的核心区，也是人口聚集区。人口膨胀往往导致京畿周边人均耕地面积减少、粮食供需失衡，物资供给不足与生存环境不佳势必影响政治中心及国家政权的稳定，政府亦多通过建立陪都（或迁都）、增加漕运等方式应对。在历代建都之初，机构简易、吏员精干，皇族、宫人、杂役相对较少，供给压力不大。因此择都时，政治、军事、地形地貌等因素往往更为重要。但政权稳定后，出于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及征发赋役等经济需要，多在政治中心推行实都策略，导致各色人等集聚京师，开支与日俱增，供需矛盾逐步凸显，所以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其主导下的实都策略是都城兴衰的关键，持续的人口膨胀也是京畿物资供需紧张的根源。唐代是我国政治中心变迁的重要历史时期。唐代以前，长安与洛阳是择都的首选；唐代以后，中国政治中心逐渐东移。作为宏观变迁的序幕与微观视域的转折点，唐前期长安与洛阳政治地位变化的原因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亦可为研究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东移的大趋势提供重要参考。 　　唐初建都长安，显庆二年（657）后高宗开始营建东都洛阳，武后亦在洛阳建都，唐代的政治中心转向洛阳。开元后期随着漕运的增加，玄宗返回长安，不再东巡，长安再次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中心。唐前期的这一变化最初出现在显庆元年（656），高宗在洛阳修建乾元殿为其东巡洛阳做准备。《唐会要》载：“显庆元年，?人九┥偾涮锶释簦?因旧殿余址，修乾元殿，高一百二十尺，东西三百四十五尺，南北一百七十六尺。”《旧唐书?高宗纪》载：“（显庆二年）春正月庚寅，幸洛阳。”高宗首次幸洛阳，二月抵达，并于六月五日敕：“洛阳州及河南、洛阳二县官，同京官，以段宝元为长史。其年十二月十三日?龋阂烁穆逖糁莨傥?东都，州县官员阶品并准雍州。”高宗《建东都诏》亦云：“宜改洛阳宫为东都”，由此确立了东都洛阳的政治地位。之后，又命韦弘机主持整修洛阳的宫室、解署，开始置中央职官。文明元年（684），临朝称制的武则天又将东都（洛阳）更名“神都”；载初元年（690），武则天改唐为周，以神都洛阳为首都。洛阳逐渐成为高宗中期至玄宗初期的又一政治中心。高宗显庆二年后，27年间七幸洛阳，时间累计达11年；武则天将洛阳作为武周政权的都城，在其执政的21年里，除晚年回长安两年外，其余时间均在洛阳度过；玄宗前期也曾5次临幸洛阳。 　　开元年间，裴耀卿整顿漕运，关东地区物资得以顺利运至京师，长安的物资以及仓廪充裕，极大地缓解人口增长与粮食短缺之间的矛盾。开元二十四年（736）后，“关中蓄积羡溢，车驾不复幸东都矣”。长安又一次成为了唐帝国的主要政治中心。这一时期严禁京畿民众外迁的政策也逐渐松动。 　　长安、洛阳政治地位变迁的主要原因，自宋代司马光始，至近代陈寅恪、岑仲勉、全汉异、韩国磐、牛致功、吴涛等先生皆有讨论，也产生多种观点：一是武后惧怕长安萧、王厉鬼为祟，二是关中经济供给不足，三是迁都洛阳便于皇室纵乐，四是武后迁都洛阳为消弭关陇氏族政治影响，五是为了加强周边的军事行动等，近年来又有灾荒、气候等其他认识。以上各位先生均从史料出发，持之有据，甚至部分史料引述相同，但所论证观点却分歧颇大。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忽视了都城选址所涉及的各因素，其重要性是随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初期可能政治、军事等主导，而中期受人口增长影响更为重视都城的经济供给，毕竟物资供给是择都的基本前提。二是持经济供给不足观点的陈、全、韩等先生，囿于史料局限，未对高宗、则天朝时京畿物资供给数额进行量化分析，且未对经济供给不足的根源进行深入探讨，致使岑仲勉等先生认为此类问题可通过移民、精简机构或收购关中余粮等缓解（开元二十四年后即是通过此类方式解决），大可不必东巡洛阳。实际上，永徽显庆之际的实都政策限制京畿百姓移民他处，致使京畿人口已达当时供给的最高额度，人众地狭使得长安周边农户仅能维持温饱，政府根本无法持续大量的收购余粮（高宗及玄宗前期），疏通漕运又屡遭失败。所以，显庆至开元间长安、洛阳政治地位的彼此消长，政治、军事、交通原因不乏其中，但绝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