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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生产率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研究 　　摘要：外资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必然影响到生产组织形式及FDI区位选择动机，进而影响东道国贸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其中的机制是：节约贸易成本的动机使得外资企业生产率、FDI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正向联动效应；但关税是主要贸易成本时，则有逆向效应；节约生产成本的动机使得外资企业生产率可能与其实施FDI反向联动，进而会弱化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福利。实证表明：1985年以来，中部和西部内陆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而沿海沿边的东部和东北部地区却先增后降。这一此消彼长的过程也正好与中国自90年代大规模引进FDI以来，1998年达到拐点，此后，不同区域的外资结构和数量也明显出现异质性波动的过程一致。因此，着眼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区域异质性引资政策和基础性分配政策变革是构建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基点。 　　关键词：外资企业；生产率；可持续发展；东道国 　　中图分类号：F11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10-0112-08 　　收稿日期：2011-09-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反倾销应急体系建设研究”（09BJY012）；重庆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重庆市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的动力机制研究”（2009JJ33）；重庆三峡学院科技项目 　　作者简介：杨 勇（1971 - ），男，湖南常德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开放型经济和国际供应链管理研究。E-mail: changdeyangyong@ 　　一、引 言 　　金融危机导致全国2010年2 500万农民工失业，而紧接其后却是“用工荒”， 学者们对于短时间内出现“失业”到“缺工”的逆转见仁见智，莫衷一是［1］。众所周知的是，1999年以来60%的世界贸易量和FDI总量的70%都是由小部分的工业国家所主导的［2］，因此，本文试图从FDI在东道国的组织方式如何决定中国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来解释这一问题。从收集的文献来看，研究结果还存有明显分歧。例如，针对既有文献仅关注FDI是恶化还是改善东道国“贸易价格条件”的片面性，杨勇曾试图在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整合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来解释FDI、发展模式与东道国TFP变化动态之间的联系［3］。其实，“贸易条件”并不能全面反映一国贸易利益的实际变动［4］，其原因是忽略了外资企业本身的生产率对外资企业组织形式（出口或FDI）的决定作用。例如，Helpman等提出，假如是为了节约贸易成本，较高生产率的外资企业就会以直接投资的形式进入海外市场［5］，Head和Ries还发现，假如是为了获取生产成本优势，较高生产率的外资企业是否采用直接投资形式进入海外市场则是不确定的［6］。而刘渝林使用“福利条件”代替“贸易条件”作为东道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衡量标准，在委托―代理框架中建立了一个防范“贫困化增长”的FDI甄别模型，后来她又将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分为数量效应和质量效应［7］。就东道国引资动机、外资性质与东道国技术创新关系进行研究的还有成力为和杨勇等［8］［9］。总的看来，现有研究还没有能够很好地解释引致的数量型FDI或质量型FDI的本质原因，从而对进一步研究FDI影响东道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机制留下了空间。 　　本文从外资进入海外市场的方式及FDI区位选择动机出发，采用“经济可持续能力”作为衡量东道国贸易利益的标准，在新古典框架中建立外资企业生产率、进入方式与东道国经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构建我国东中西及东北部四大区域的综合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指数检验模型结论。 　　本文假定，中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系统，国际贸易活动不考虑关税成本，将决定外资进入方式的主要变量区分为以运输成本为主的贸易成本和以资源、劳动力价格为主的生产成本。在国内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外资主要为降低生产成本进入东部沿海地区，而随着外资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吸引力将会降低，因此，该地区由于数量型外资的集聚而弱化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反之，进入内陆地区的外资主要是为了获取贸易成本优势，反而质量型外资会在内部地区集聚，进而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工业化国家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情形下，内陆地区会因为外资活动而大幅度促进生产率提升，沿海地区生产率的上升空间则会进一步放缓。本文与一些早期文献的结论基本相同，即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自由贸易可能会降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能力［10-11］，但本文不仅建立了更为完整的分析框架，而且得到了发生弱化作用的条件。 　　二、模型推导 　　事件假定：一个母国和一个东道国两个国家，其中，位于母国的企业在出口和FDI两种生产组织形式之间选择，并以此与东道国发生经济联系。前者在母国生产并将产品卖到东道国，后者在东道国生产并在东道国出售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