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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外交理论和国际秩序建设三个百年思考 中国成为这个体系的获益者，首先是因为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也是我们非西方国家共同参与的结果。图为1945年6月26日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场景。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在这个具有纪念性意义的年份，我们更加感觉到，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不仅仅需要进行学理性和学术性的研究，还要与实际紧密地结合。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全球性大国，正在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因此更加需要加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建设。现在我们所具有的一些外交理念，就像一颗一颗散落的珍珠，还没有被系统地串联起来，成为一串珍珠项链，也就是说，还缺少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建设。在这个背景下，我想从“三个100年”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从国际体系百年变化看世界的变革 　　一方面，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国际体系经历了很多变化，比如相继出现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后冷战体系等。对现在所处的国际体系如何界定，有多种说法。中国的主流观点是国际体系趋向多极。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是多重体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奇普曼、以及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研究所所长叶江认为是无极时代。我认为，首先从国际体系的百年变化来看，至少有三个特点需要我们思考。 　　第一，国际体系的基础是力量的对比，但是今天的力量对比跟1918年、1945年和1991年都不一样，更多地是向软实力方向和低政治方向发展。软实力这个概念是约瑟夫?奈提出的。有一次他到上海来，我问他，软实力这个提法你是怎么想出来的。他说有一次太太让他在厨房干活时，他想出来了这个与“硬实力”相对应的概念。我想，如果这样的提法是由一个小国的学者提出的，那也许就不会在世界上传开。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中国学者的观点在世界上能够得到更多的呼应。 　　第二，国际体系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会伴随着行为体和主要议题的变化。现在的国家行为体比1945年时多了三倍，而非国家行为体更加不胜其数。主要议题既有地缘战略和地缘政治、大国博弈等传统议题，也有更多的非传统的议题。 　　非国家行为体和国家行为体之间怎样从无序到有序、从相互抵触到合作共赢、从脱胎于一个日渐消失的旧体系向一个逐步形成的新体系转变，这个过程还是有迹可寻的。我也并不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100%无序的世界。无序中是有序的。例如，在安全方面，在巴尔干空袭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之后，联合国安理会还是体现了它的权威性。在其他方面也一样。全球治理也是一个新的理念和新的实践。还有非国家行为体，它们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 　　第三，国际体系的体制和机制建设成为当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的聚焦点。 　　另一方面，从中国层面来看，中国在过去100年中虽然历经曲折，但是总的来说，在国际体系的变革中还是成为一个参与者、建设者、改革者和获益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的前几个月，中国北洋政府宣布加入协约国，这使中国得以进入一战战胜国行列。让中国人直到现在仍然满怀悲愤的是，一战以后为什么青岛还要被日本拿去。但是我们想一想，如果当时没有成为战胜国的一员，我们所处的地位，肯定更是不堪设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国成为同盟国的重要成员，并且在战后进入了世界大国行列。中国成为这个体系的获益者，首先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不仅仅是西方建立的，也是我们非西方国家共同参与的结果。在冷战体系中，我们只用十多年时间，就在主体的两极对抗外逐渐成为第三世界的代表。而现在我们正成为一个新兴大国，是国际体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中国在国际体系改革中遵循从易到难的途径，基本上从经济和发展两个方面逐步走向政治和外交，乃至安全和军事方面。在这些方面现在刚刚起步，主要还是在经济问题和发展问题上。 　　第三个方面，我们还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中国只是在近些年来才开始成为全球大国，无论在外交实践还是外交理论上，都缺乏经验和积累。比如，在中东问题上，与阿拉伯联盟相比，它可以派出一个老牌政治家搞斡旋，而我们只是派出一个中东特使，这说明我们这方面的经验很少。过去中印发生边界战争后，锡兰（斯里兰卡）这样一个小国能够在两个大国间斡旋，而现在我们对南海问题都无法斡旋。这说明我们实战经验不够，人才不够。特别是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上，我们更多的是提出原则口号，而没有成熟的理论体系、战略设计和具体建议。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的政界和学界来说，既是强烈的时代要求，也是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 　　从百年探索看中国外交理论的建设 　　按毛泽东主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到现在也是100年的时间了。中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实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