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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和升华 　　国有资产以各种花样翻新的方式大量流失不断见诸报端，社会各界议论纷纷，并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实，如何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一直是政府在改革中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历届政府着力实现的目标，并多次写进党的重要文件中。然而，实际效果与理想目标差距日益扩大。直到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在新一届政府成立之时开始运行，是非功过有待历史检验。 　　值得欣慰的是，一些实际工作者的国有资产管理实践为中国的改革作了很好的注解。张汉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他更是把自己在实践中的创新升华为理论。作者作为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总经理，在株洲这片拥有众多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老工业基地，凭着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实践着国有资产的管理，其著作《国有资产管理理论与实践》无疑是理论与实践交融的一部好作品，对国有资产管理的理论探索和实践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第一，国有资产概念的历史界定。国有资产的管理并不是中国所特有，只要有国家存在，就有国有资产，它是社会经济的重要构成。尤其是西方国家在弥补市场失灵的过程中，其调控职能得到强化，国有资产比重也迅速达到较高的水平。西方政府因而也在根据政府目标和环境变化调整政府管理方式和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所谓纯粹“私有化”的迷信和误区。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通过市场交易，可以弥补“外部性”，但这并不能排除国有资产存在的合理性。因此，我国国有资产管理实践必须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和方法，这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有规律可循的。当然，我国的国有资产比重很高，涵盖的范围更广，这就需要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国有资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路，在提高国有资产的质量上下功夫。 　　第二，国有资产管理存在问题的深刻剖析。国有企业作为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微观基础和行为主体，始终被当作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抓。通过近25年的改革，国有企业取得了显著成绩，但经济效益并没有显著提高，亏损面也越来越大，这直接影响着国有资产质量的提高。作者通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指出思想观念仍障碍着国企效率的提高，改革的主体不是企业，而是政府，政府通过改革试点的选择，扭曲了改革的竞争机制，为寻租提供了客观条件，对国有资产的流失充耳不闻。产权界定的困难、政企难分、企业负担沉重、激励约束不足同样也是造成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体制性因素。要解决上述问题，当务之急是真正实施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变国有股和法人股不流通、企业上市为“圈钱”的怪现象，计划色彩依然明显，惟一不同的是充当“提款机”功能的不再是银行，利益受损的也变成了普通的股民。没有国有股的流通，就没有国有资本的运营，资本的保值和增值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国有资产的两权分离的治理“真空”。传统国有制下产权模糊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所有权与行政权相重合所引发的国家所有权主体行为行政化。在这一背景下的两权分离，导致了所有者虚化和出资人缺位，一方面，国家所有权随着行政主管部门的变化，甚或行政长官的变化而飘忽不定，管理的权限和方式也发生着改变，随意性大；另一方面，经营权下放给企业后，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经营者握有无限的权力，形成所谓“内部人控制”，在没有权力有效制约的情况下，经营者为所欲为，挥霍国有资产，中饱私囊，致使国有资产大量贬值、流失。要解决这一问题，建立公司治理是唯一出路。公司治理分为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公司的内部治理就是要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总经理的相互制衡机制。我国的国有企业在改制过程中形式上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了委托――代理关系，但因为政府作为委托人与企业经营者作为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盛行，而作为委 托人的人格化代表监督动力严重不足，国有企业的效率自然就会大打折扣。当然，作者也总结了实践中颇具代表性的长虹模式、万科模式、金地模式等8种行之有效的模式。并详细介绍了株洲的“六制”经验，即资本股份制、劳动合同制、收入协商制、经营者年薪制、高级职员聘任制、人事代理制，规范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 　　与此同时，作者还以2000年颇具争议的长沙国企改制中“两个置换”的做法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了剖析，并结合自身的实践进行了独到的思考，对国有资产如何界定、政策优惠的范围和幅度、经营者持大股的比例、置换后的国有资产归属和用途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外部治理上，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和企业家市场对企业经营者的外部约束软化。资本市场的不规范，导致股价不能正确反映企业的经营业绩，人所共知，中国的股市是典型的“政策市”，庄家操纵股市现象时有发生，市场信号的扭曲导致外部制衡不力。与此同时，我国的企业家市场还是一个空白，一方面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