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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评析 　　广东地处五岭南海之间，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先秦时期，这里居住着土著越人，他们独特的文化创造，是后世岭南文化的底本。秦汉以降，北方汉族不断南迁至广东不同地区，他们带来的中原文化，一方面与当地越人文化相融合，一方面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进行文化的重整再造。至明清时期，广东汉族三民系的文化形貌已与现代基本相同。与之共生的是壮、瑶、畲、回、满等族群的文化。这些少数民族，处在汉民族包围之中，却在文化交融与互动的背景下不同程度地保持着自己的传统。这种天然的区域格局、独特的人文景观，是广东进行族群和区域文化研究的先天优势。由黄淑娉先生主编的《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简称《研究》)，便是这样一部足以体现人类学区域性研究特色的力作。 　　第一，秉承南方人类学之学术传统，强调四个分支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形态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包括体质人类学、民族学(狭义的文化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和语言人类学。解放前，我国南方人类学家杨成志、林惠祥和江应棵等教授便力主四学科的结合。80年代初，梁钊韬教授在中山大学复办人类学系，同样主张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建构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就此而言，《研究》是一部承其统绪之作。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核心。充分发挥各学科的专长，不仅有助于抓住一个族群的文化特点，也可以整体把握一个区域的文化形貌。史前考古学的研究，证明了自马坝人到南方古越人的体质形态南方特征渐趋突出，也再现了古代南越人的文化特征及其与周边文化的相互影响，这是岭南文化特色的历史渊源。对广东汉族的体质测量过去虽有零星资料，但对广东汉族三民系体质特征的研究，对910人、33项指标的准确测量，在中国的体质人类学研究方面该书还属于首次。测量的数据表明，三民系均具有华南人的体质特征，并且通过聚类分析，对各民系与百越民族的融合程度以及南迁前的所居地作出了判断。从而在体质形态的研究上为广东汉人来自北方的事实提供了新的论证。语言是族群重要的文化特征，也是其心理认同的重要标志。对复杂的广东语言进行人类学的研究，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其存在的诸多特性，不仅跨越了纯语言学的探讨，而且为广东语言的分布格局寻找到了内在的依据。其中，对诸如粤方言的扩张之势、深圳和珠海普通话语言社区的形成，以及多元背景下的香港语言、语文的格局等状况，均进行了颇具见地的文化分析。 　　第二，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着重以个案研究揭示文化的本质。田野调查是我们正确观察和认识社会的研究方法，也是我们理解被研究者如何用自己的语言和思维来表达历史和文化的重要途径。然而，只有这种共时的研究，不能追溯社会文化现象的历史发展，无法评估资料提供人对过去的阐述。因此，只有将历史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才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这是人类学诠释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基础。《研究》一书鲜明地体现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特色。 　　广东的历史文献不仅有《广东新语》一类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通志、府志、州志和县志更是卷帙浩繁，这为区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此外，海外人类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广东。从1918、1919年库尔伯(D．H．Kulp)对广东潮州凤凰村的民族志调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人类学家因未能进入内地而在香港新界地区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到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波特夫妇(S．H．Potter和J．M．Potter)对东莞茶山镇的研究著作《中国的农民：革命的人类学》一书出版，学者们翔实的调查内容、独特的研究方法，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可供参考的范式，《研究》一书在许多方面也给予了回应。每一个族群的文化特点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着历史的前行，也都在不断地摒弃和创新中发生着或急或缓的变迁。记录文化的现状、描绘出变化的轨迹、分析其内在的动力、预测未来的走势，这是《研究》一书结合文献资料和对17个市县的一些社区(村落或管理区)进行实地调查后，完成的巨大工程。宗法家族制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深刻持久。新中国成立前夕，这种制度在内地已被基本摧毁，但在广东的一些地方其残余却依然发挥作用。研究者借助历史文献和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家族制的起源与发展及其在广东的变化和特点做了清晰的梳理。同时又结合三民系9个个案的实地调查，分析了80年代后家族制再度复苏的背景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从而精当地阐释了其存在的弊端和一度被抹煞了的积极作用。 　　第三，汉族和少数民族研究并举，但突出了汉族不同民系和群体的文化研究。广东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广布的地区，如今聚居在粤北的壮族和瑶族，主要分布于罗浮山区、莲花山区和凤凰山区的畲族，以及散居于城市中的回族和满族，族源不同，文化特点各异。他们是广东区域文化的组成部分，对这些民族与汉族相互交融的研究，也